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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 摘 要：我国四大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差异化诉求，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有效实现淘汰落后产能和激发技术创新。采用2004—省级工业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比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四个地区的影响效果呈现显著差异；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创新效应；费用型规制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中部地区污染企业形成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在西部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流入；费用型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流入东北地区。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恰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以实现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 关键词：环境规制工具；污染产业投资；成本效应；创新效应；聚集效应；费用型环境规制；投资环境型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波特假说 中图分类号：F403.3；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2-0090-10 一、引言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的环境监管体系。就环保法律来看，据统计，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将近30项，地方性环境立法84项，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行政规章（包群 等，2013）。就经济型环境规制来看，排污费征收规模达到187亿元，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60%，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13%。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也日益凸显。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淘汰落后产能、激发技术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污染产业投资的流动不仅影响着落后产能的区位分布，而且伴随着环保技术的创新。要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有序转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必须是恰当的、可行的，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类别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区域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机制。 相关研究对环境规制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按照政策实施机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规制），其中前者又可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彭星 等，2016；原毅军 等，2014）；二是按照污染物种类分为废气治理费用、废水治理费用等（徐开军 等，2014）；三是按照经济效益不同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张平 等，2016；原毅军 等，2016），其中后者按照资金用途又可分为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 现有文献关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企业生产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占佳等（2015）研究认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在短期内会抑制技术创新，但这种抑制效果逐漸减弱并转而促进技术创新；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这种促进效应不显著甚至会抑制创新。张平等（2016）分析认为，费用型环境规制产生了“挤出效应”，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则产生了“激励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尤其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作用则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却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张江雪等（2015）则认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非常有限。可见，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只有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但有关文献并未结合地域特征展开区域比较研究。 关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是成本视角，即“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推动此类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二是创新视角，即“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提高会刺激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动力，从而可以缓解其带来的成本压力。但是对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却较少涉及，且研究不够深入。如彭文斌等（2014）认为政府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方向与非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方向基本相同，但平均影响效应要强于非政府环境规制。 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二是对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如产业集聚）的追求。就生产成本来看，一般认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污染产业投资起到抑制作用，可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