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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关键词：国家-市场关系三层市场中国经济模式 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尽管表面上看是贸易冲突，但实际上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冲突。由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是中西方文明长期演化的产物，它们都具有各自文明的内在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不管两者间怎样竞争、冲突，也无法改变对方，各自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本文旨在探讨中西方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起源、发展和现状。中美之间是和平还是冲突，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两种政治经济学模式之间的互动。 从更深层次来说，与西方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比较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解。自近代以来，尽管中国一直在或被动或主动地学习西方，但并没有在本质意义上和西方趋同。中国更为本质的一些层面，包括哲学、文化、体制、个体和集体的行为模式等，不仅没有被西化，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中国化了。因此，在话语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不应该继续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价中国、解释中国了。中国学者需要反思西方中心的话语，找到中国自己的真命题，并努力实现中国现象的概念化和理论化。 西方政治经济学：政治和经济的分离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經济学的核心问题都是是否把经济活动视为是政治事务和国家的责任。正如经济史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在近代之前，人类不同的文明曾拥有过相似的政治-经济关系，那就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一个领域，而是人类社会诸多领域中的一个领域，并且经济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生共存。[1]然而西方自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逐渐从社会中独立出来，与社会其他诸领域相隔离，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也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其社会问题的根源。而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经济活动从来就被定义为政府责任的内在部分，政府把推动经济发展作为己任，同时也从中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尽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经济活动是政府的责任这一政治经济哲学从古至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直至今天，老百姓的文化心理中仍然对政府的经济责任抱有高度的认同。事实上，如果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我们会发现古希腊人对经济的看法和中国十分相似：家庭被视为国家的基本单元和基础，而经济则是对家庭的管理。这点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尤其是儒家的看法非常相似。这一政治经济概念到罗马帝国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2] 直到迈入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才分离开来。有两件经验事实促成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第一，罗马帝国的解体和商人的崛起;第二，政治秩序的重建。罗马帝国时期，帝国境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不再存在统一的政体和政治力量，原来帝国的土地被分割成数量庞大的地方性政体（或者小王国）。宗教成为最重要的力量。经济活动分散化，寺院经济就是表现之一。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兴起。由于不存在统一的“中央政体”，城市表现为实质性的自治形式，而城市的政治主体便是商人。商人不仅在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欧洲近代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虽然商人（后来被称为“资本家”）履行的主要是经济功能，但经济功能导致了商人的政治功能。由于市场越大，利润越大，城市商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巨大的动力去冲破城市的边界，创造更大的市场。而政治人物（国王）出于统治更多土地和人民的目的，和商人一样也有扩张的冲动。因此，在扩张这一点上，国王和商人共享了同样的利益：商人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而国王需要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在欧洲形成了巨大的中央集权的动力。欧洲近代的发展首先是这一中央化的过程。[3] 这种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交易造就了欧洲的民主制度。国王要统一国家，商人要统一市场，两者走到了一起。国王要统一国家需要商人的财政支持，而商人可以出钱，但又不相信国王。于是，商人要和国王签订“合同”，保护自己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的保护”就是国王和商人之间的“契约”。但光有这个“契约”对商人来说还远远不够。如何保证国王在国家统一之后继续履行这份“契约”呢？商人的第二步就是让自己成为国王政治权力的根源。这便是西方最早“人民主权”概念的来源。这里的“人民”显然并非指所有人，而是仅指有钱的商人。这种“人民主权”的结果就是商人占据议会，议会产生政府，也就是商人产生政府。近代欧洲的议会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商人的议会。商人驯服了政治权力，商人成为和国王分享政治权力的第一个“人民”群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当时西方的民主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