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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演进与新突破 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由于“文化软实力”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出现，而“文化力”概念没被使用或提及，“文化软实力”作为党的重要执政理念和重要理论热点似乎超过或取代了原来流行的“文化力”概念。有人因“文化软实力”等新概念的出现和受到重视而认为“文化力”概念和理论已经“过时”或“落伍了”。在现实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误解和理论的割裂，比如将“文化力”概念与“文化软实力”看作非此即彼的，或根本对立的，或关联很少的，相互陌生的。大多数学者似乎只强调或只承认“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源于“软实力”概念和理论，而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强调它实际上也是从中国现有的“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显然是一种无知和偏见。“文化力”概念和理论本身就源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或“软权力”概念和理论，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是同源的。可以认为，“文化软实力”概念和理论就是对此前“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新发展，它们应该属于同一个理论体系。即便说“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概念在产生的时间和历史过程中有先有后，有“新”、“老”之别，但这绝不意味着“新”概念就比“老”概念更先进，而“老”概念就应该因“新”概念的产生而遭到淘汰。当然，反过来，也不能因“文化力”概念的产生和流行先于“文化软实力”概念就忽视后者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们之间应该构成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关系。实际上，从目前“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的现状来看，大多仍在延续“文化力”研究的内容，新的理论贡献并不多。惯常的作法就是将“文化软实力”完全取代原来的“文化力”概念，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几乎原封不动。也就是说，目前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与原来的“文化力”理论相比，除了用新的概念取代了旧的概念之外，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化。本文的目的就是分析“文化软实力”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然后分析其原因与后果，最后探讨寻求理论突破的可能性与出路。 一、“文化软实力理论”源自“文化力”与“软实力”理论 “文化软实力”、“文化力”与“软实力”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中，“软实力”本为西方概念，因其独特的翻译（实为“软权力”）而具有一定的中国色彩；“文化力”和“文化软实力”则几乎是典型的中国概念，尤其是“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外从来没有的概念和提法，类似的概念和提法也没有。尤其是随着党的十七大报告将“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新的“提法”予以重视，发展“文化软实力”被提升到现阶段党和国家的一个新的执政理念和新的施政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可以看到，在最近两年，“文化力”概念的使用频率在降低，而“文化软实力”概念在理论界和各种媒体中被广泛使用，各种媒体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讲话中基本上使用“文化软实力”而少用或几乎不用“文化力”一词了。学术界或理论界也遵从了这一习惯，并将关注或研究的兴趣转向了“文化软实力”。这样，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文化力”概念或提法在有些人眼中似乎显得有些“过时了”。然而，“文化力”与“文化软实力”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吗？随着“文化软实力”概念的出现，“文化力”概念就应该被淘汰吗？或者说，有了“文化软实力”概念，“文化力”概念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吗？绝对不是。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这是一种误解“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力”关系的过于简单化的观点。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文化力”概念和理论与“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关系。 “软实力”理论也可称为（或翻译为）“软权力”理论，它的创立者是约瑟夫?奈。这一理论引起了原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沪宁教授的关注，并在其基础之上创立了“文化力”理论和概念。在中国，较早从事“文化力”研究的学者还有黄硕风和贾春峰。单就“文化力”概念和理论的创立，王沪宁的影响应该更大，因而也更符合“文化力理论创立者”的称号。应该说，“文化力”概念和理论是直接源于“软实力”概念和理论的；尽管前者从概念表达上是典型的中国概念，在西方学界几乎没有对应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力”理论就是西方“软实力”理论的中国化。 贾春峰曾认为自己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文化力”概念的学者。他说过：“国外的经济文化著作中用过这个词，但没有展开讲。在中国，1992年以前的文字材料中没有见过‘文化力’这个词，可能是我第一个用了这个概念。” (注： ③ (注：李文启、王玉才、吴绍斌：《文化力研究第一人——访著名学者贾春峰》，《商业文化》20XX第5-6期。)然而，这可能是个误会。黄硕风在他的《综合国力论》中，将“综合国力”分解为七个方面，其中有“科技力”和“文教力”(注：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该书于1992年出版，明显早于贾春峰的最早确认的“开始使用‘文化力’概念”的1994年。他在后来的著述中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