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团组织与社会协同.docxVIP

群团组织与社会协同 社会协同的实践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显现。例如，从国家部委分离出来的行业协会商会实际上就是以社会的形式助力国家职能履行。然而，社会协同政策话语的出现却晚至20XX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十六字方针。20XX十八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演化为社会建设领域的二十字方针。 从政策层面出发，加强社会协同是中央对群团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指出：“群团组织要通过服务来引导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基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促进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协作协调、互促互补互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治理”背景下的群团改革，也要致力于提升社会协同的水平，这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从实践层面出发，加强社会协同是群团组织提升服务群众能力的必然选择和关键环节。群团改革需要破解的难题是缺钱、缺人。特别是基层群团组织，层级越是往下，越是缺钱、缺人。要实质性地提升群团组织服务能力，加强社会协同就不是群团改革的附加题，而是必答题。有没有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社会协同水平高不高，直接关系到群团组织是否能够真正服务群众、满足群众需求。 近十年来，有关社会协同的研究成果丰硕。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