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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体字的形成与中国传统书体之关系 汉字的形体结构完善于隶书，其发展脉络也以隶书为界，隶书之前称为古文字，隶书以后称为新文字。 汉字的古文字时期自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陶器刻绘符号起，历经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到秦汉时期的篆书，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在这过程中，绘画的表现给予文字从无到有，并由此拉开了文字印迹的序幕。唐兰认为，文字起源于绘画，到统一国家出现后，跟语言结合，就产生了可诵读的真正文字，文字的产生是自然趋势，并非一两个人所创造。他在《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但是绘画只能描写印象，表现自然，不能完全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感情，所以不是文字。”①应该说，这一“印迹”显现出的是原始人的一种创造本能，虽然这种创造还显得那样粗糙，但却反映了人的思维的飞跃，是原始人在获得了初级的关于数字、方位、排列、形体、审美等的知识后并很快在实际活动中学会运用了这些方面的知识。“人之所以为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最早最主要的工具便是石器。石器的制作方法分为打制和磨制两大类。打制工艺是最原始的方法，它在旧石器时代被广泛使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但是磨制工艺却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形式美的规律告诉我们，大自然的万物都是和谐地生长和运行的。虽然矛盾时时处处存在，但是矛盾激化之后又会形成新的协调。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地找到了这一规律，并且自觉地遵循这一规律。这方面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由石器所体现出来的对称形和圆形。……正因为有了这两种形，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在制作彩陶的时候，才大量地使用了这两个形，而出现了复杂的装饰纹样。”②不可否认，彩陶上的花纹很多仅是悦目的装饰图案，但有些图案的表现已能看出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譬如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中最为常见的是“人面鱼纹”，它们被绘于不同器形的陶器的各个不同的位置上。1955年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有一个画面是“由两个相对的人面鱼纹和两个四方形四角打结的网格纹两两对称组合而成的”，被绘在一件彩陶盆的内壁上。此“格网纹”发现之始即被视为鱼纹，以后又被学术界考证是捕鱼的“鱼网”，众说纷纭。如：有称“画在陶器上的网状花纹，当时用网捕鱼的又一证据”③。有将半坡彩陶上的鹿纹、鱼纹、网纹视为当时渔猎经济发达的反映④。而文章《鱼文化初论》则直接将人面鱼纹盆内壁的两个网纹称为“两张鱼网”⑤。联系到半坡遗址大量的石网坠及骨鱼钩、骨鱼叉等捕鱼器具的出土，此“人面鱼网图”当与捕捞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也可能具有祈求捕捞丰盛的意义⑥。 郭沫若说：“刻划的意义至今虽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划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又说：“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划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⑦于省吾也赞同郭氏的观点，并以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尊为例，考证其上的刻划符号，说：“上部的圆象日形，中间的月牙象云气形，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形。……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因此我认为，这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写成楷书则作‘’。……所以，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是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⑧继之，唐兰认为陶文“是很进步的文字”，并根据《大汶口》报告多次撰文，又将书中例举的三件陶尊符号作了释解，为“炅”、“戌”、“斤”等字。对于于氏解释为“旦”的刻划符号，唐兰说：“上面刻画着太阳，太阳下面画出了火，下面是山，而另一个字只在日下画出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后来的‘炅’字完全一样。”⑨并据此推断：“（当时）已经有了简体字，说明它们是已经很进步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大汶口文化区域里已广泛使用，笔画整齐规则，尤其是三个炅字，出于两地⑩，笔画结构，如出一手，显然，这种文字已经规格化。”裘锡圭则认为，在中国文字起源上，几何形符号与象形符号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记号远不如第二种象形符号大：“那种记号，虽然对汉字形成有影响，却显然不是汉字形成的主要基础，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汉字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 李学勤在《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说：“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尊上特有的符号，有不少考古文字学界的专家进行考释，都同意是文字。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单字有十几种之多。它的结构和我国古代甲骨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