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汇古今成一统#8195;端严中正意醇和.docxVIP

融汇古今成一统#8195;端严中正意醇和 打开文本图片集 杨沂孙（1812—1881），字子与，号咏春，晚署濠叟，江苏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举人，官至安徽凤阳知府。治周秦诸子，究小学，工书法，尤以篆书最为著名，融汇古今，承上启下，自开面貌。著有《文字解说问伪》、《石鼓赞》、《管子今编》、《庄子正读》、《观濠居士集》等。 清朝雍、乾以降，文字狱甚烈，政治、文化上的高压致使治学之风由经世致用之学转为考据之学，并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迅速发展。反映到书法上，文字学的复兴促成了篆书的回归，以清初王澍为发端，钱坫、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等继其后，一大批学者及文字学家参与到篆书的创作实践中。学术的规范与学者的理性，使他们谨守传统，考究篆法，基本上承续李阳冰“玉箸篆”风格，以匀称规整、婉转流畅为极则，表达出对篆书“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的礼、法的追求，呈现出风格面貌上的趋同。而金石学的兴盛，使得包括碑版摩崖、钟鼎彝器、墓志造像、砖瓦陶文等在内的金石材料成为书法家取法借鉴的对象。这也直接催生了有清以来篆书大家邓石如的出现。邓石如篆书从李阳冰、石鼓文筑基，融合汉碑气象，广收博取，开创出笔势酣畅、气魄雄伟的独特风格，一举打破了王澍一派的笼罩。这种转变与朴学学风相呼应，立刻受到社会的认同和传播，形成了“邓派”新风风靡天下的局面。 成长于道、咸之际的杨沂孙，在问学与书法上自然主要受到时代和时风的影响。杨沂孙早年求学于著名学者李兆洛研习诸子和小学，在文字、训诂方面用力颇勤。而杨沂孙篆书方面的师法，则首推邓石如。对此，他在《跋邓山民楹帖》中有明确的表述： 余年二十知好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诸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无人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门径。……私论山民书当为本朝第一,唯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 这则题跋不仅充分表达了杨沂孙对邓石如的推崇与折服，也透露出他学习篆书的门径在于取道邓石如入手的。通过邓石如进而朔源到石鼓文，构成了杨沂孙篆书风格的基础。此外，杨沂孙对与邓石如同时代的经学家张惠言的篆书亦评价甚高，并将张惠言的“博雅”与邓石如的“宏肆”相提并论。由此可见，作为学者的杨沂孙，虽然在取法上以邓石如为师，但究其秉性涵养，却与身为一介布衣且性格疏狂、颠放不羁的邓石如大为不同，显示了和张惠言等人更近的亲缘，表现出更多的温和、端庄与醇雅。 而杨沂孙对邓石如风格的真正突破则在于其对金文的学习和化用。篆书的发展，从商周籀文大篆到秦小篆到汉篆，一步步朝着实用和秩序化的方向演进，并在汉代以后逐渐走向衰退。作为文字学者和书法家的杨沂孙很清晰地看到了这种趋势，在其68岁时所作长达1040字的韵文《在昔篇》中，他问津讨原，独发己见，对篆书的衰落与中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秦皇蔑古，李斯献媚。小篆肇兴，籀书乃废。但尚匀圆，日臻茂美。古意渐漓，真形无几。……汉袭秦法，同文海内。隶遂通行，篆益矜贵。……魏晋唐宋，承之弗坠。《篇》《韵》迭兴，形义渐晦。……篆法之衰，将二千岁。嘉、道之朝，诸贤竟采。……窃谓古文，存乎彝器。纪功追享，誓盟约剂。……唯此吉金，亘古弗敝。得而玩之，商周如对。…… 对于篆书日益“古意渐漓，真形无几”的衰退局面，杨沂孙深刻地指出必须上朔于三代鼎彝吉金来振兴篆书的发展，而这也是指导杨沂孙篆书变革出新的思想根源。 与大多数书家直接取用金文的字法结构不同，杨沂孙在对金文的借鉴上亦显示了他的慧心独到之处。其一是融合商周金文古朴静穆、端严整饬的整体风貌。这种融合特别在杨沂孙晚年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朴厚娴静、不饰浮华的气息充盈其间。其二是结构特点上对商周金文的借鉴。商周金文大多形态整饬，字形方整。杨沂孙在学习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吸收了这种特点，并将其逐渐强化和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具体表现在，化小篆修长的体势为方形，在横竖线的搭接上也大多化曲为直，基本上形成了以方为体、以圆为用的面貌。虽然，对于这种外形上的方直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