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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打开文本图片集 古语有云：“道成而上，艺成而下。”道与艺之先后、高下之别乃传统文化之重要理念，古之学者多尊奉之。故为人须先立其德，固其学，艺术乃其余事也。张颔先生平生所学于考古、古文字、古史研究为多，其旨在学问，而不在艺，故其以学问为立身之本，跬步千里，积学经年，继往圣绝学，树后世模楷，遂为世所重。而艺事虽云末，然其灵性不能自已，闲暇为艺，亦堪称不朽矣。 张颔先生1920年生，山西介休人。字长甘，号二触老人、不扫堂主，自署作庐，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先生贯通考古学、古文字学、史学，在晋国史、天文历法、古代地理、音韵训诂等方面颇多创获。同时兼善书画、治印，颇具造诣。著作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作庐韵语》，另有《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十生辰文字集锦》《张颔书篆诀秦诅楚文》等，学识渊深，名重士林，堪为后学之典范矣。 张颔先生少孤，然聪颖好学，尤好文学及书艺。小学毕业后，尝参加行余学社，随杨竹民先生学习中国画、治印，为之后古文字的研究奠定基础。少长，赴湖北商号学习经商。旋辗转回山西，在第二战区加入抗日队伍，随杜任之先生，从事文书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太原创办刊物《工作与学习》，并出版小说集《姑射之山》、诗歌集《西里维奥》等。1958年，山西考古所成立，先生任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1961年，主持了晋阳古城的勘探工作，并于此期开始撰写学术论文，为其古文字研究的开始。“文革”时期，先生蒙不白之冤，身陷牛棚，1973年7月始复出，恢复了党籍和职务。同年8月，先生着手《侯马盟书》的综合整理、研究。197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侯马盟书》刊行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成为国内考古及文献研究的经典著述。1980年，先生手书之考古研究及古文字研究成果《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视为古代货币研究的扛鼎之作。此外，先生尚有大量尚未出版的学术札记，如《傅山全书》《全唐诗》等文献的批注，涉及到音韵学、文字学、古天文学诸多领域，思辨精审，眼光独具，只言片语，一语中的，或直指旧文之讹，或发前人之覆，读之使人豁然开朗，如云开见月。先生之学术为世人瞩目，然其影响大致局限于考古学与古文字学领域之内。202X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专程赴太原拍摄了先生之专题，至此，先生之人品、学术、艺术遂广为世人所知，尤为学界所重，而尊德好学之士亦靡然向风矣。 张颔先生之学术远承乾嘉考据之风，近则吸纳了近现代考古学、史学的研究方法。先生题《嘉定钱大昕全集》称：“幼年曾恭读竹汀先生著《十驾斋养新录》，获益匪浅。对余日后之学业实启其蒙。”乾嘉时代，汉学盛行，当时学者一反宋学专门讲习义理之学风，而代之以经史考据之学。考据所重在于名物、度数、小学、史学、天算、水地、金石、典章、校勘等，尤其是金石学的兴起成为治经史之佐助。学人藉金石以为考证经史之资，金石学遂盛行。钱大昕谓“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正是此意。乾嘉诸老多治学严谨，强调“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每一论说，必核其始末，博采详证。他们积累了很丰富的治学经验，而这些经验也为现代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正是在此学术基础上提出的，而这一方法也成为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的通则。张颔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循此脉络而来。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山西考古所成立后，张颔先生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文物、考古上来。60年代初期，他陆续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使他在考古、古文字学领域崭露头角。l962年，山西万荣庙前村出土春秋时期的错金鸟书戈后，引起考古界关注。张颔先生用古文字学知识，经过详密考证此戈为“王子于之用戈”，并发表《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 （原载《文物》 1962年第四、五期）—文。1964年，先生又对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陈喜壶研究成文《陈喜壶辨（原载《文物 1964年第九期），这两篇文章既有对器物考证，又关涉古文字之学，这是先生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初步。牛刀小试，便引人注目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运动，同年10月份，张颔先生被抽调到“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到原平张村任工作队队长。然而先生对文物与古文字的关注并未懈怠，相反，这种情绪像陈酒在他的心底酝酿着，而《侯马盟书》的发现为张颔先生提供了一次契机。 20世纪60年代初，山西侯马市发现了东周晋国文化遗址。至1965年l2月，侯马东周遗址出土了一批朱书的玉石文字，这一重大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侯马旧称新田，春秋时为晋国都城，此处发现晋国文字，实乃天不丧斯文。当此振奋人心的喜讯传到正在原平搞“四清”的张颔先生耳中时，他立刻请假从原平至侯马，仔细观察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