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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书体”诠释及意义 打开文本图片集 《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作为本文的主旨再合适不过。“字体”与“书体”称谓使用的混淆在文字、书法学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兴许许多书写者不曾思考过“字体”与“书体”这个问题。然而，中国进入新式教育以来，由于学科分工的逐渐明细，势必产生一些新的词汇及意义。“字体”与“书体”是这种大势态的产物。学科虽然细化，但是名称却一直处于混淆的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于“字体”与“书体”客观上的内在联系以及大众主观下的区别所造成的。今就“字体”和“书体”的异同展开论述，说说文字、书法这些事。 对于“字体”和“书体”概念的不同很早就有人主观意识上将其区别开来。但直至上个世纪郭沫若、邓锡禄以及启功等先生才对此做出深入的探讨。各位先生的论述鞭辟入里，但是似乎尚不能解决目前“字体”与“书体”混淆使用这一局面。若想更好地了解“字体”与“书体”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在历史的长河中寻求蛛丝马迹。 “字体”“书体”的起源与发展 （一）“字体”“书体”溯源 追溯“字体”“书体”二者的源头，可以直接上溯到文字发生与书写的问题之上。从文字起源来讲，文字的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文字的书写、使用是人类文明的开始。然而，“美”是人们在某事物达到客观存在基础下的一种精神追求。最初的文字或许只用于记录。后来在文字相对成熟之后，便开始对文字美的追求。目前我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便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从目前出土的甲骨文和古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出，文字在当时是被贵族垄断的。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刻辞有些比较熟练，有一部分比较生疏，甚至还有一部分是用来练习的。练习的目的可以臆测有几个方面，一是皇室任务不敢怠慢；二是趋向工整的审美需求，在当时也设有专门从事占卜、刻辞的官职，此时对文字使用及审美上的需求并非十分明显。到了周朝，周承商制，周公在商代的文化基础之上制定礼仪。现在所能看到的西周时期存在的文字多铸刻在青铜器上，而这些青铜器多为歌功颂德的器物，文字形体表现变化并不太大，称之为西周文字或宗周文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国的文字形体在宗周文字形体基础之上有了新的变化，其中以中山国及楚国等周围小国的变化最大，这些文字表现出修饰、审美的一面。独秦国地处西隅，座于周原古都，文脉继承了宗周文字体系。从实物来看，此时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体或对文字书写审美的需求，但从现在流传下来的各国文字体系而言，各国文字构形原理都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均属篆体一系），只是在原来宗周文字基础之上加了相对的装饰，达到了一定的审美追求。另外，再从当时的教育来看，教育科目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根据孔子教弟子科目来说），其中“书”则是指“六书（文字构字）”和“书写”。又秦朝统一六国，秦始皇“书同文字”，李斯整理先秦文字形成小篆。篆书体系发展至此结束，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乃至此以后汉篆、清篆的形成表现出不同的风貌。但这些不同的风貌从文字上来讲，均属于篆书体系；从风格上来讲又分出“大篆、小篆、清篆、籀文、古文”等不同风格的“书体”。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字体与书体是同源的”。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则是对篆书的一种整理。到了汉代，从西汉的古隶到东汉的今隶是隶书体系完备的过程，东汉末年，文字体系逐渐出现草书、行书、楷书等不同体系。而至唐代以后，文字的发展脉络以及文字创体过程结束，五种字体真、草、隶、篆、行发展已经成熟。 经过以上论述之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字体”与“书体”？在理解“字体”与“书体”之前，还要关注一下二者之间的偏重。字体主要是体现在文字构形及对文字的书写性；而书体则可理解为注重文字书写时的艺术性。汉末是文字学和书法学都必须重视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人们对文字书写审美自觉意识的追求，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翰墨之道”的形成。 （二）“字体”“书体”现象 其实在翰墨之道形成之前，文字注重的是实用性，而人们对文字书写的审美自觉意识形成之后，便开始趋向于文字的艺术性发展，甚至到了唐代以后，五种字体已经完成创体，而此时又出现了印刷术，文字的实用性逐渐有所降低，而艺术性得到发展。也就是翰墨之道形成之后，对于文字的书写有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偏重于文字结构、形体，也就是文字的构形；另一种则是偏重于文字的书写、审美，也就是现在说的书法艺术。其实这种现象在古代似乎没有专门进行诠释过。但在翰墨之道形成之后，文字构形的客观性已存在，人们却从主观意识上对“字体”和“书体”有一定的区分，但由于古代属于一种大学科文化体系，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完全的割裂。 如许慎《说文解字·叙》中有“秦书八体”的名称，仔细揣摩之后便可看出，秦书八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