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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人才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王洪亮(1959—)，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河南商丘 *****) 墨子(前376年——前468年)，为春秋战国之交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的学说被韩非称为“世之显学”，包含了他丰富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人才思想，特别是他的人才学思想，不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惊世骇俗的，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墨子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家庭，自称“贱人”、“鄙人”，这就决定了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代表了农、商、工肆阶层利益的，因此，他为社会设计的最高发展目标是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强调社会“尚贤”、“尚同”，要求统治者向劳动阶层开放政权以改善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待遇。再者他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社会正处于兵为害、生产废驰、生灵涂炭的乱世之秋，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强凌弱，暴欺寡，富虐贫，贵傲贱，可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息”。面对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墨子出于社会的责任感大声疾呼：“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怎样才能实现“兼爱”、“尚同”、“兴利除害”的政治目的呢?在他看来关键在推行贤人政治，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他较为系统的人才学思想。 一、以“兼士”培养为依归的人才标准 墨子重视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进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就决定了他培养人才的标准就是“兼士”(贤士)，然后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以取代现实中用人以亲、以势、以财而不问其贤能与否的腐败政治。墨子出于“兼相爱”的政治目的提出了培养“兼士”与“贤士”的人才标准： (一)厚乎德行。墨子从“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出发，对“兼士”所施以的首先是人格道德品质的教育，具体内容有：一是“兼爱”与“正义”。这是墨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有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它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并强调“兼爱”必“相利”，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平等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强调“贤士”必守“正义”，这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保证。他教育弟子要“利天下而为之”，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二是克勤克俭。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他反对儒学所倡导的繁礼缛节以及行乐、厚葬的奢靡之风，教育弟子要勤劳从事，吃苦耐劳，主张“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他说：“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节俭则昌，淫佚则亡”。墨子把俭朴这一看似生活习惯的小事与安邦定国联系在一起，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其三是守纪奉公。墨家学派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每个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受其约束，且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例如，其钜子腹鲸为行“墨者之法”而决然杀子；孟胜等180余人英勇死难，而无一人畏死逃避，均可见墨家法纪之严明。墨子在施教中还特别强调克己奉公，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团利益，强调人民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墨子弟子之所以显荣天下者不可胜数，“厚乎德行”的成功教育不能说不是其主要原因。 (二)辩乎言谈。墨子强调“兼士”必能言辩，为他们进入社会“上说下教”“劝以教人”做准备，他的目的是通过“上说下教”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如何才能被别人所接受，那就要以理服人。说教者必须思路清晰，词能达意，语言有严密的逻辑性，让对方无懈可击，使对方口服心服。所以他“明辩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最适当的’语言，表达‘最合理的’思想”以折服对方。在墨子看来，“家欲不失其守，而使异已者得明其故，必资于辩说”。因此，他必然会将“辩乎言谈”看作是塑造理想人才的内容之一。“辩乎言谈”就要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因此，墨子还开辟了中国逻辑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博乎道术。墨子培养人才的标准不但要能言善辩，而且还应该是多才多艺、多技多能、博乎道术的实用人才。这种人才应该既有治平天下的方略，又有参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从事”能力。“博乎道术”一个“博”字反映出了墨子对学生“道术”要求的宽泛。首先，他要求“兼士”要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赖其力”，且能“强力从事”，才能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他要求弟子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巧。因此他的弟子不但是耕作的行家，而且是百工能手。他牢记“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的信条，倡言：“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目的是为使弟子自食其力，有一技之长。他实属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山之祖。其次，他强调弟子在战乱年代必须具备军事防御守备能力。虽然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生反对战争，但他也深深懂得战争不会因他的一篇《非攻》而停息。因此，战乱年代要求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