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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 朱晓进 中国白话新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 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 的要求：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意识等等全新的内容，呼唤着 诗歌的新的表现形式。而且，包涵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 文的语言革命也对诗歌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白话新诗的产生无论从哪一 方面来说，均具革命性的意义。正是以“五四”白话新诗为发端，开始了中国诗 歌新的历程。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诗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当我们 回顾中国新诗所走过的历程时，我们不能无视那些杰出诗人的异彩纷呈的优秀诗 篇的存在，应该说，新诗已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光彩的一页。以此来考察中国新诗 的发展历史，正确估价五四以来新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当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在对“五四”以来新诗成就的评估上，却容 易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对于古典诗词的革命性意义， 另一方面，又会因为新诗未能取得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辉煌的艺术成就而感到遗 憾；一方面， 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史上涌现的诸多杰出诗人和诗作，另一方面， 又可能会因为整个新诗在形式的探索方面所经历艰难曲折而低估了新诗的历史 贡献。在1939年、1940年，延安和重庆曾分别有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 论争；1944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曾有过争论。建国以后，也曾分别于 1950 年、1953年、1956年以及1958—1959年，展开过多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探讨 和争论。在这一系列的讨论和论争中，就每每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并且常 常容易走极端。例如，在1958-1959年的那次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观点： ‘五四’以来的新诗，本来是一次划时代的大革命。可是这个革命，却越革越 糊涂。尽管它的流派不少，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都是进口货物的仿制品……多少 年来，大多数的新诗不仅在形式上，就是它的构思与想象的表现也全部仿照西洋 格调，是跟群众远离，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 1当然，这种观点即使是在强调诗 歌的民族形式，强调“以古典诗词和民歌为基础”发展新诗歌的当时，也遭到了 诸多反驳。但是，反驳者多是列举新诗取得的巨大思想成就以及列举少数在思想 和艺术上均取得相当成就的诗人和诗作，来肯定“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反驳 者的观点同样会给人造成困惑，似乎“五四”以来的新诗的意义仅在思想成就方 面，而形式探讨方面的意义便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因而，新诗之于古典诗词， 在其形式上的革命性意义便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何对中国新诗在形式问题上（而不仅仅是思想内容上）的革命性意义作出 正确的历史评价呢？在列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论争中，这个问题到后来 都基本上是回避了的。但在文学史研究中，这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五四” 以来也的的确确出现了一些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的诗人和诗作，这 些均是不可否认的；而新诗在其整体上，艺术形式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 处（尤其是将其成就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它文体形式相比），这也是事实。但文 学史研究的任务还不仅仅是满足于指出这些，同样重要的是，还必须对之作出解 释，并从而对之作出历史的评价。正视新诗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与充分估价新诗形 式所具的革命性意义，这二者并不矛盾，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二者之间某种必然 联系。 何其芳曾经这样评价过新诗：“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五四以来的新诗是‘破’ 得多，’立’得少；’破’得很彻底，’立’得很不够。也曾有少数作者作了建立 格律诗的努力，然而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些问题，未能成功。用辩证法的 观点来看，这恐怕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并不一定是道路迷失得太久” 2这段话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可以看到一种思路：在发展与曲折之间找寻某 种必然的联系，这样既正视了新诗形式探索上的不成功之处，同时又不会简单否 定这种不成功。可惜的是，何其芳并未对“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展开论述， 甚至没有对之作出含义上的解释。因此，当何其芳在五十年代末的有关诗歌问题 的讨论中提出这一看法时，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 当然，分析新诗形式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这不是 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本文仅想选择一个侧面，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 探讨这一问题。作这一角度的选择，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既然新诗产生于以反对 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 “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 革命对新诗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 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 发端于“五四”之初的白话文运动，是顺应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 而兴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