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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杂剧的文人形象看剧作家的创作心态 一、 入世 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 入世，儒士的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 是儒家的人生理念。中国的男子，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承载家族 的荣誉，他们大多接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读儒家经典，负有光 宗耀祖的使命。尤其西汉武帝以来，权力、地位、财富、荣誉是 社会所公认的价值尺度，哪怕是一介布衣，也想着怎么样才能改 换门庭。例如《曲江池》中，父（郑府尹）训其儿（郑元和）： “……孩儿，自来功名之事，前程万里，全要各人自去努 力……”；元杂剧里作为博取功名的文人本身， 更是将功名作为 头等大事。总之，上自父母，下到儿孙，贵有仕宦，贱至奴婢， 都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博取功名，是读书人的唯 一出路，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正是这种共识，长此以往, 便形成了一种社会的传统观念， 而这种观念，反过来又对世人产 生了一股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 束缚力，并使元文人也无法摆脱。 二、 怨世——进退失据的末路情怀 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 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与下层社会 有更多接触，加深了对下层百姓生活的体察， 这是他们能够创作 出一大批以“叹世”为主旨、 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矛盾的作品的直 接原因。比如马致远《荐福碑》的叙事模式就是在元代杂剧中多 篇怀才不遇剧中套用的，也是元代怀才不遇剧的一个共同的基本 叙事模式。剧中张镐的控诉，也是剧作家马致远的愤慨，更代表 了元代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 如《薛仁贵》、《王粲登楼》 等等，这些都是与元代作者关系最密切的怀才不遇剧， 所以作者 们都选取了这种相近的情节结构模式，正是与他们所共同的深层 的心里结构中的矛盾、痛苦所分不开的。知识贬值，学而无用， 己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元代众多的、跟马致远一样的知识分 子，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努力的读书奋进，抱着千百年来遗留下 来的治国热情去追求功名，寄希望于科举走入仕途。但在元代， 文人们所面对的统治阶级却实行着民族等级压迫制度， 并且在引 入贤才的政策上摇摆不定，所以虽然元代文人胸中饱含着不凡的 抱负，及对功名的憧憬，但却又不得不面对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知 识份子的倍加压迫。于是如此使其倍感压抑，有志难酬的时候， 就不能不引起文人极大的不满不平和愤慨。元代文人也渐渐懂 得，在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理想已经不可能再实现， 于是转而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抒发自己的苦闷，以及在现 实生活中的坎坷不平的遭遇。 于是杂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成了作 家们遭遇的缩影。 三、避世 破碎心灵的自我抚慰 在元代的文人之中，隐逸之风形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 客观地说，元代文人的隐逸思想源于现实世界给他们的挫折、 痛 苦。几乎所有的隐逸之作，都或多或少有着对往昔苦难的回忆及 文人崇尚自然、心灵解放的反映。元代文人在面对这样一今失衡 的时代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原有及应有的地位， 这 也使广大文人对于自身在所处社会之中的地位及作用产生一种 迷失感。在杂剧中作者借文人之口道出“儒人不如人”、 “少年 已被儒冠误”的感受随处可见。 汉族文人已经没有了昔日“万般 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豪，没有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千盅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自信，剩下的仅仅是处于社会 底层的人世沧桑的感觉。他们只能通过“藏”这一途径来表达自 己的愤慨和惆怅以及自我安慰。 于是，元杂剧中的文人们在经历 了现实中的各种挫折后，便不约而同地萌生出了避世忘忧心理。 他们或则向往白云仙乡，或则沉缅市井的酒馆歌楼。 他们由积极 入世，渴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到骂世、怨世、叹世， 哀莫大于心死，元代文人对自身价值和传统的信仰产生了怀疑， 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使元代文人看不到生活希望， 从而转而寻求 心理的自我抚慰 避世。因而这一类型的作品也大量的被创作 出来。如马致远的《黄粱梦》、《岳阳楼》和《任风子》，范康 的《竹叶舟》，郑廷玉的《忍字记》等。所以，在元杂剧中隐退 之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人对个性浓墨重彩的渲染。 一大 批闲适、自由、高洁、忧郁、潇洒等文人的形象活跃在元杂剧中。 杂剧中文人避世心态如此，那现实中的文人状况又如何呢？ 在元杂剧中，既有关汉卿这类寄情声色，“不屑仕进”风流浪子 行径；也不乏隐居林泉的清高之举。而诸如 《归隐》、《恬退》、 《村居》之类对隐逸生活大加赞美的篇章， 在兀杂剧中也占有很 大比例。这些作品在尽情宣扬山林风光、 田园佳趣中所传达的心 态，与元杂剧中文人们在失意苦闷之时的自我安慰心态保持一 致。现实社会中的文人因心志不展、 命运难主而在内心深处积聚 了难以排泄的苦闷情绪，这种苦闷一经严酷现实的振荡， 在较大 范围内形成了元代文人那种否定社会、 怀疑自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