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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近 10 年城市居民语言态度述评 一、语言态度的定义 国内许多学者都先后对语言态度进行过界定和不同程度的 研究。游汝杰、邹嘉彦（ 2004）认为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 言或方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①高一虹（1998）认为人们对 于某种语言变体（语言或方言）的态度，反映了该语言变体的社 会地位，以及与其相关的社群成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刻板印 象”。②王远新（1999）认为，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 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 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 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③陈松岑（ 1999）指 出，语言态度本身可以分为感情方面和理智方面两类。 ④综上所 述，本文将语言态度定义为说话人对该语言的社会评价、 情感评 价及行为倾向。 二、国内语言态度研究现状 少数民族人群的语言态度。许多会（2009）⑤梳理了新疆 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态度、田云（ 2015）总结了近 5年来藏族、 维吾尔族、蒙古族等群体的语言态度⑥等。 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度。 此类研究存在不平衡现象， 主要 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吴语方言区等发达城市的语言 使用和语言态度上。 不同群体的语言态度，如农民工、公务员、教师等，如欧 小艳（2008丿⑦《进城农民工语言态度探究》等。 本文的综述主要是针对上述第二类， 即方言区人群的语言态 度的再细化， 将研究主体限定为方言区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 本 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前人对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研究不足。 前人的研究限 于个案研究， 仅从单一或少数城市进行语言态度调查， 而未横向 比较不同城市间的语言态度差异。近 10 年来以国内城市居民语 言态度为核心的文献综述尚属空白。 第二，城市居民语言态度内部有很强的异质性。 不同城市的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将导致当地方言不同的社会声望，从而影 响当地居民的语言态度。 并且，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差异也将造成 普通话与方言使用量的差异， 进而影响城市居民对方言的实用性 和情感性评价。 第三，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有很强的预见性能充分反映我国 人民在城市化进程和普通话推广中的语言态度变化趋势， 再将这 种趋势向乡镇、 农村延伸。 把握好城市居民的语言态度动态将对 我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方言保护等方面起到指导性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整理了近 10 年来有关城市居民语言态 度的研究数十篇， 力图探究在推行普通话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不 同城市间居民的语言态度差异， 在个性中寻找共性， 为语言态度、 语言使用和方言保护等领域提供资料以备参考。 一线城市：上海（全国经济中心）、广州（经济发达，全 国第三大城市） 东南沿海地区的二三线城市： 南京（经济发达、强省省会）、 苏州（中国地级市经济最强市）、义乌（浙江经济强市）、常州 （江苏经济强市） 内陆地区的二三线城市： 西安（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 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西宁（青海省会） 内陆地区四线城市及以下：永州（湖南省地级市）、晋中 市（山西省地级市） 三、不同城市的市民语言态度差异 一线城市：上海、广州 薛才德（2009）⑧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 811名上海市民的 语言生活状况，包括语言习得、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等方面。结 果表明， 上海话的实用价值和社会地位依然很高， 在公共场所上 海话依然占优， 大部分市民只在必须的情况下才使用普通话； 在 情感方面， 市民认为最好听的语言前三名是普通话、 上海话和苏 州?，且前两者差距很小，说明上海话在上海人心中的地位依然 稳固。徐真华（2008）⑨通过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研究广 州地区大学生和年轻白领对不规范语言和方言所采取的语言态 度。研究表明，在白领人群中，出于功利角度，说广州话有助于 人际交往和彰显身份， 广东话的地位高于普通话， 对于非广东籍 的人同样如此； 在学生人群中， 普通话因其标准语的地位而受到 更多肯定。但总体而言， 广州市民均将广州话视为主要的交际手 段之一，广州话作为强势方言，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巨大 影响。 东南沿海的二三线城市：南京、苏州、义乌、常州 周薇（2011）⑩以2007年南京城市语言调查为基础，考察 不同性别、 年龄、职业的被试对南京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及其 语言使用情况。现在约 60%南京市民对南京话评价较高，但语言 使用率低于评价率， 说明南京市民的语言倾向已偏向普通话。 俞 玮奇（ 2010） k 采用随机抽样和问卷调查法，调查苏州市中小学 生语言生活状况。 调查发现， 当地学生普遍高度认同苏州话的情 感价值，对于普通话，则普遍认同其社会声望和实用价值。行为 倾向上，苏州当地学生普遍具备了普通话和苏州话的双言交际能 力，但使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