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化、媒介与受众的互利与平衡.docx

技术与文化、媒介与受众的互利与平衡 本专栏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 有关媒介素养基础理论、 媒 介教育理论以及媒介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及有关媒介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总结均可， 投稿邮件主题请写明 媒介教育专栏。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从 1994 年由西方引入至今，业已成为中 国内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可以说， 我们在探索适 应中国内地媒介环境的本土化媒介教育 [1] 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中国内地的媒介教育无论在理论 研究层面，还是在教育实践层面，仍然存在着偏差与不足，亟需 我们去弥补。本文就以媒介生态学 [2] 的理论范式为指导，探讨 当下新旧媒介技术交替动荡的传播生态下， 中国内地媒介教育理 论应该给予的若干转变， 希望能为减少和弥补这些不足做出有益 的尝试。 媒介教育全新的理论内核――媒介生态学 中国内地已有的媒介教育理论主要是借鉴外国经验并结合 中国内地实际进行本土化的改良。 在理论基础上也是以传统经验 学派的功能理论和西欧批判学派的控制理论为理论构架的。 前者 从经验功能主义出发， 而后者则从政治经济学切入。 其研究重点 也落在媒介传播内容对受众造成的影响， 以及媒介控制背后， 经 济与权力的染指上。 经验学派的主要关注点一般是所谓媒介影响研究， 特点是定 性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 [3] 相应地，在此指导下我 们的媒介教育多关注的是分析媒介内容对使用者或消费者的影 响，并用经验主义的实证行为主义方法去帮助受众抵御媒介对人 短期行为的负面影响。 “批判学派也关注大众媒介内容对社会的影响， 但着重研究 的是大众媒介的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媒介的所有权， 是政治和公 司对媒介的控制， 以及它们如何在媒介内容的生产、 销售与获取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是， 所有权的集中造成 信息环境对人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起到限制作用， 而这个 信息环境就包括媒介的内容， 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政治和意识 形态的多样化， 因为信息垄断只会服务于政治、 产业和公司的精 英。” [4] 在这种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的媒介教育也在施行一种 政治形态的保护主义。 “具体的主要是将媒介教育尤其是媒介分 析作为一种消除学生受到传播者错误信仰和思想影响的工具。 逐 渐培养受众， 主要是青少年， 对媒体传播及运营的理性认识和批 判思考的能力，使其真正学会建设性地使用媒介内容。” [5] 可以说我们的媒介教育领域在这两个理论的支撑下， 无论是 从理论研究上， 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还有许多 我们没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忽视之处， 尤其是在网络媒介迅速发 展，并日益成为主导传播渠道的时代， 我们面临的是全新的传播 生态。技术的发展使受者转变为传受者， 但是与技术环境发展脱 节的传受者素养的缺乏却导致了一系列传播文化危机的出现， 并 引起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连锁式的恶性反应。就像波兹曼说过 的：“技术的变革不是叠加性的，而是生态性的。它不是增加或 减少什么，而是改变一切。如果我们把握不好，这种改变很可能 是悲剧性的”。 [6] 但显然，旧有的两大理论无法充分解决现在 我们棘手的传受者素养问题。 于是， 引进一个全新的理论来支撑 并指导新的传播环境下的媒介教育就成为一种必然， 于是有传播 学第三学派之称的媒介生态学呼之欲出。 媒介生态学起源于 20 世纪末，由北美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 学派整合而成的媒介环境学派所创立。 它采用生态学的概念， 将 媒介视为一种生态环境， 动态地研究媒介信息与技术及其结构对 人类的认知、 理解与价值观的影响， 其理论范式的建构着力于诠 释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认为信息结构决定信息本质， 并 带来一系列的偏向。 它创立了全新的生态研究模式框架， 努力研 究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鸿沟等传播生态问题， 以维护宏观与微观 媒介环境的生态平衡。 [7] 它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视野，和管理学派以及批判学派不同， 强调用生态学的路子去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和技术， 关注的是媒 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 [8] 它以结构主义为基础，将媒介环境视为感知和符号的结构。 由于每一媒介特定的物理法则和符号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时 间、空间、认知、政治、社会和内容影响上的诸多差异，媒介生 态学认为媒介自身带来了一套偏向。 [9] 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在将 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 透明或无价值 的渠道，每种媒介形式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有一种隐而不 显的偏向， 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就是由业已内化的主导 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 因而这种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 就集中在 挖掘这种隐而不显的偏向在人们的感知、 意识或心灵活动的过程 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