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襄阳流民附籍政策.docx

略论明代襄阳流民附籍政策 ①对于流民，历史文献中多有表述，且名目众多，有“逃 户”“流民”之称，“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 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曰移”（张廷 玉：《明史》卷 77《食货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 1878-1879 页），又有棚民之称：“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 人搭棚居住， 种麻种箐， 开炉煽铁， 造纸制菇为业”。 （张廷玉： 《清朝文献通考》卷 19《户口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 1 册， 5027页）《清史稿》也有类似记载：“棚民 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 艺麻种箐，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赵尔巽：《清史稿》 卷 120《食货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 3483 页）而“客 民”，则多用作与“土著”相对的一种称呼：“其往来而贾者， 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屋为肆，号曰‘客民，别 ‘土著也”。（陶寿嵩修、杨兆雄纂：同治《竹溪县志》卷 14《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 ?湖北省府县志辑》，南京：江 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 60册， 217 页） 周保国，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苏州 215009。 襄阳地处鄂豫川陕交界， 史载其“地多山， 元至正间流逋作 乱。元祚终，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 民不得入”。〔 1〕“然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 土。山谷 ?i 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 饥，民徙入不可禁”。〔 2〕可见，襄阳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 明初是作为特别行政区划存在的， “空其地而禁流民”。 这一点 文献多有反映，“荆襄地连数省，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 广，易为屯聚。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国公邓愈芟平之后，禁无 人入”。〔 3〕然而，恰恰就是在禁令施行的洪武年间，此处就 已经有流民①了。“流民所在，有自洪武以来住成家业者。亦多 听抚当差，未尝为恶”。〔 4〕之后，流民更是络绎不绝。“荆 襄流民自永乐、宣德以来，言者每以为忧”。 〔5〕至成化年间， 流民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永乐迨今，所在流移，岁集月聚， 无虑百万”。〔 6〕 一、田产以附籍 面对数以百万计、 不可禁止的流民， 朱元璋在施行“黄册制 度”“路引制度”， 严格限制人民迁徙的同时， 也对流民进行附 籍。洪武二十四年“上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 逃。使衣食给足，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去其乡土。 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 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 7〕永乐帝认 为随州、枣阳等县流民“人孰不欲保聚乡里为良善？此盖厄于饥 寒而有司不能抚绥故耳。 可遣一循良御史往谕之归。 不须治罪”， “惟出入官府，蠹政害民，及惑众劫掠者论之以法”。〔 8〕正 统元年襄阳府属均州光化县，对于流民，“命都、布、按三司躬 亲验丁入籍，拨与绝户荒田耕种，纳粮当差”。 〔 9〕正统三年， 湖广襄阳府宜城县知县廖仕奏：“诸处商贾给引，来县生理。因 见地广，遂留恋不归。甚至娶妻生子，结党为非。窃恐天下地广 人稀之所，似此不少，宜加禁防。事下行在户部。以为宜督责归 家。其有愿占籍于所寓，以供租赋者，听从之”。〔 10〕 实际上，对流民的附籍，至迟在宣德时期就已经形成制度。 宣德五年即有榜文： “如每丁种有成熟田地五十亩之上，已告 在官者，准令寄籍；有于百里之内或百里之外分房耕种，原籍徭 赋不误者；或远年迷失乡贯，见在居住，未经附籍者，所在有司 勘实书籍，送部查考”。 〔 11〕在这项建议中，列举了三种附籍 的情况。英宗即位之初就贯彻附籍制度，并“授以地亩，俾供租 税”。正统元年“命逃民占籍于所寓。先是行在户部奏：‘各处 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芜，租税逋 负。将蠲之，则岁入不足；将征之，则无从追究。宜令各府州县 备籍逃去之家，并逃来之人，移文互报，审验无异，令归故乡。 其有不愿归者，令占籍于所寓州县。授以地亩，俾供租税。则国 无游食之民，野无荒芜之地矣”。 〔12〕景泰年间，授流民以田 产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前河南参政孙原贞奏流民有“转徙南 阳、唐、邓，湖广襄、樊、汉、沔之间逐食。恐其相聚为盗，宜 俟年谷颇登，敕令各臣，督有司、府、州、县各委官沿村挨勘验 口，以给田业。随土宜以课农桑，举乡饮以导其父兄，立乡学以 训其子弟，建乡社使知报本，设义食使知备荒，时加巡察抚绥。 德理以化之，刑法以齐之，徐议其赋役。俾为治民之良法，庶无 后来之患”。“从之。”〔 13〕 通过比较宣德、正统、景泰三朝的流民政策，我们会发现， 这一时期， 附籍政策已经固定化而形成制度。 而具体实施附籍的 一项重要措施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