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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制度的宪政理论基础 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了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利， 通过法 律予以保障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 配，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公民给予 的帮助和服务， 以满足公民的最低生活需求， 并促进公民的发展， 达到消除贫困的目的。 2014年 5 月 1 日，我国开始施行《社会 救助暂行办法》，社会救助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而社会救 助制度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才能为制度的发展和完 善夯实一个坚固的地基。 本文试图从社会救助制度的源头――宪 政理论基础的角度来厘清社会救助制度的本来面目， 从而为社会 救助制度的完善指明方向。 一、生存权理论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公民对权利的 保护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才促使国家利用“看得见的手”对社会 物质资料进行再分配， 从而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合理性 和合法性。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起到“兜底”作用的社会救助制 度，它回应的正是人类对生存权一一这一基本人权的需求。 生存权是现代人权概念的核心， 是一切人权的起点。 资产阶 级启蒙思想家都把生存权看作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天赋的人权， 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最基本人权，国家有义务保护这种基本人 权。生存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第一次出现在德国的《魏玛宪法》 中， 该法第 151 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 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 ”此时生存权只是作为一种纲领 性的宣示，但“生存权的宪法保障意义是国家不得侵害国民的生 存权，亦须防止国民的生存权遭受不当侵害，此外，国家更必须 充实改善各种跟生存权相关的条件与环境， 确保全体国民的生存 权得以落实与不断发展。” [1] 随着生存权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 接受，实行宪政的国家纷纷把生存权作为人权的首要权利写进本 国的宪法之中， 因而以保障生存权为名义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成 为国家的一项新责任。 随着对生存权的理解的不断深入， 生存权也由一种抽象的社 会权利逐渐发展为一种具体的体现人性尊严的个人权利。 国家在 对公民的生存权予以保护和救助时， 不再是一刀切的给予， 而是 要注重“个别化原则”， 即社会救助应考虑到个人的特殊性， 考 虑到当时当地的特殊条件和情况。不仅要满足公民物质上的需 要，还要实现满足其社会和文化上的需要，使其有尊严的活着。 这也意味着，“社会福利之提供方式，应尊重利用者权利，如由 利用者自己选择并决定福利给付之内容项目或提供之设施、 利用 之申请或申报、 对认定或决定之声明不服、 陈情之处理等各项权 利，即由传统社会福利特征之供给者本位经营体系转变为利用者 本位”，从而确立“福利之利用者与提供者对等关系”。 [2] 社会救助制度是应对生存权理论发展轨迹顺势而为的制度 设计，呼应了对生存权予以保障的宪政要求。我国在《宪法》第 45 条中也肯定了公民的物质帮助权，但是对于社会救助的具体 法治保障还有待完善， 所以应从生存权理论着眼， 来完善和重构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 二、发展权理论 生存权是人权系统中最基本的权利， 在保证公民获得最基本 的生存条件这一基础上，并不反对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因此， 发展权也是人权系统中必不可少的权利。 发展权体现在人的潜质 的发展，即全面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提升人的整体素质、充分发 挥人的潜能。 [3]1986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 《发展权利宣言》 ， 标志着发展权作为一项新的人权正式在国际范围内获得承认， 《宣言》第 1 条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 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 促进并享受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 能获得充分实现。”因此，发展权是生存权的自然延伸，是生存 权的重要保障。 因此，国家要承担更为全面细致的社会保障职责， 要把弱势 群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放到保持社会整体有机联系和维护人类 共同尊严和价值的高度， 将弱势群体获得物质救济、 教育和精神 文化产品的要求固化为国家的职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以法律的 强制和权威培育、支撑发展权的实现，推动人的全面、共同发展 和社会的持久繁荣。 [4]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次的安全网， 社会救助制度不仅要帮助处于生活困境的人渡过眼前的难关， 而 且应积极寻求彻底摆脱困境的方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救助途径， 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帮助， 更要谋求发展个人的潜能和自我发展能 力，以社会经济整体发展带动弱势群体境遇的改变。 三、正义理论 为什么对于国家用公共财政来救助那些难以维持基本生活 的人，基本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并支持国家履行这种救助职责 呢？这种举世认同的价值观念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呢？ 这便是正义的观念和理论。正义是权利、法律、制度的核心 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