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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延续视角下的农村宗族和基层政权 韩敏女士是日本人类学最高研究机构――国立民族学博物 馆的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 会变迁与延续》是韩敏女士的代表作。中文版由陆益龙、徐新玉 翻译， 2007年 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陈东教授主 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以来，与《中国乡村社会主义 国家》、《私人生活的变革》、《林村的故事》等研究中国乡村 社会的海外著作一样，备受读者关注。 《回应革命与改革》是建 国后关于皖北农村社会巨变的第一部民族志专著， 也是关于汉族 农村社会最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之一。 作者通过对近三百个人物 的采访及其口述，生动地记述了不同的性别、年龄、阶级成分、 社会地位的人对革命和改革的政治动员所作出的回应。 《回应革 命与改革》为中国革命后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和 新的理论角度，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理 解。笔者主要就《回应革命与改革》中所反映的主线一一宗族在 乡村治理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以及宗族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开展叙述和讨论。 一、角色扮演：建国后的农村宗族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在全国普遍建 立，宗族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削弱， 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宗族 势力的复苏。 但是当讨论建国后宗族势力在乡村治理中有多大作 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大多数学者认 为宗族在改革开放前是处于被打击、被瓦解之中，改革开放后宗 族逐渐重建和复兴。但另一部分研究却表明相反的观点： 宗族在 改革前仍然存在，而且通过它塑造的乡村权力格局， 对改革后的 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这种观点都有 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强调共有财产是中国宗族的本质特 征。如，弗里德曼指出，在广州和福建那样经济富裕的地方，宗 族和它的分支大量地拥有土地， 这些共同财产是维持形成大宗族 的关键。波特夫妇分析了香港新界的唐氏宗族的兴旺原因， 并同 广东、福建、河北等地区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当然也有其他 因素，如劳动互助、保卫、名誉以及使中国的族人产生连带感的 感情。这些因素虽然重要，但是集体共有族产的经济引力是维系 大宗族组织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条件。”不过，用这一理论命题很 难解释华南、华东、华中、西北等地区宗族的形成和延续。因为 在这些区域的农村宗族并没有控制大量的公田， 而是依靠其他形 式的制度来保持宗族的存在。 韩敏女士所研究的皖北李氏宗族就是一个典型。 皖北李氏宗 族是一个地方化的大宗族， 分布在周围几十个村落。新中国成立 以前，宗族的主要仪式是每年在清明节时聚集到老庄子村举行一一 年一次的全宗族的祭祀活动，同时老庄子村保留了李氏家族的总 谱。李氏宗族通常只拥有一小块固定的公田用于祭祀祖先， 大部 分土地财产分散在各个分支或者家庭那里而不是集中在整个宗 族手里。虽然宗族没有控制大量的公田， 但皖北的宗族仍然可以 靠居住、祖先祭祀、家谱维护和命名系统等制度来维系家族的整 体性。这说明这个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族产就不是大宗族得 以维系的关键因素。 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在对皖北李家楼村研究的基础上， 证明了宗族势力在土改和集体化时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新中 国成立以后，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分掉了族田， 瓦解了家族势力的 经济基础，通过农业合作化的正式组织取代了家族的互助和抚恤 的习惯，通过公社用集体化生产代替了小农家庭生产， 并试图通 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展对家庭封建残余的 批判，以期用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取代农民的家族思想。 在 “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 李氏 宗族的祭祀地区老庄子村以及其他房支的祖先墓碑都被迁移和 损坏了，一些分支的族谱甚至被烧毁了。但是，农村家族组织和 势力只是从乡村治理的公共场域转化为隐蔽状态， 从直接参与乡 村治理变为间接影响国家正式制度， 宗族势力并未消失。韩敏女 士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传统的宗族意识、宗族功 能和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它仍然以潜在的形式延续着。她 在考察皖北宗族的村落结构时，认为集体化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宗 族结构。村庄结构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集体化而得到改变， 在村 庄内部，基本的居住模式还是以“院”为核心； 生产队的核心仍 然是父系亲属组织，以年龄与辈分为基础的父系血缘制度仍然发 挥着功能；虽然祖先的坟墓被铲平，但是人们总是偷偷地在同一 地点再建立小坟头；尽管国家试图将对集体和国家的忠诚以及阶 级成分的意识形态代替以前的对亲属关系和对家庭的忠诚， 但是 村民的社会认同仍然保持不变。 二、博弈发展：农村宗族与基层政权 关于农村宗族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学界也存在着争论： 到底是和谐发展还是相互矛盾。有的学者指出，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