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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视域下对我国相关教育政策的审视 1 社会分层视域下对中国一些教育政策的审视 1.1 重点学校政策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1）重点学校政策。为了快速培养出精英人才，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实行重点学校制度。 重点学校政策是追求教 育效率的集中体现， 是为了更快的培养高端人才。 这一时期国家 集中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建设重点学校， 把非重点学校的优秀的师 资力量吸收到重点学校中， 造成强者更强、 弱者越弱的两极分化 的局面。 而这些重点学校都集中在城市， 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是 极其薄弱的。 在基础教育阶段， 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在享受到的 教育资源上差异极大。 教育具有累计效应， 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 展直接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 （2）重点学校政策的负面效应——择校。重点学校政策的 后遗症便是基础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而教育是国家提供的向 上流动的合法途径， 优势阶层便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 经济资源 为其子女选择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 这就是所谓的“择校”。 自 1993 年以来，大中城市的“择校”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高 昂的择校费的存在表明金钱取得了择校的话语权， 优质教育资源 成为特定阶层的特权。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一目标的基本实现保 证了教育机会在数量上的平等， 而重点教育政策带来的教育资源 的不均衡配置导致了社会优势阶层通过“择校”将优质教育资 源变成特权。 1.2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和分担政策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1989年我国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开始实行高等教 育收费制度。 按照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 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要支付相应的学费。 1999 年高教开始扩招，从数量上来看，各 个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但是不同社会阶层享受 的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仍然差距悬殊。 谢作栩和王伟宜在他们的研 究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子女进部署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 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子女的 18倍。①这表明进入部署重 点高校的入学机会明显偏向于那些拥有较多的组织资源、 经济资 源和文化资源的上层子女。另一方面说明在有限的入学机会面 前，受制于经济条件的约束， 他们一般也只能就读学费相对低的 师范专业或冷门专业。杨东平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扩招之后，重 点高校的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 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多集中在热 门专业，低阶层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高于优势阶层的子 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②丁小浩也 得到类似结果。 显然，不同阶层在高等教育享有上的差异不能完 全归咎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 因为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 置也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大学生就 业难的今天， 接受高等教育的高成本和低预期收益是致使不同阶 层的高等教育差异的重要原因，这更进一步导致了“读书无用 论”的泛滥。 在高等教育预期收益无法迅速提高的情况下， 有效 的措施就是通过制度设计， 降低社会弱势阶层的求学成本。 我国 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却似乎已经成为按社会阶层高低 （主要 是经济收入高低）而进行的一种过滤机制。 2 原因探析 （1）教育价值选择的错位。教育政策本质上是教育决策主 体对教育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 也就是说教育政策是教育主体 一种主动选择的理性活动。 在理性领域， 存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性。工具理性是对过程有效性的判（下转第 13 页）（上接第 8 页）断，价值理性是对目标合道德性的判断。过程有效不外乎技 术、手段是否是最有效的，衡量过程有效的标准便只能是效率。 目标合道德性是指目标的实现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正义的、公平 的。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仅仅效率原则本 身不可能成为一种正义观”。 ③在一个国家中， 教育是没有独立 地位的，它无法避免的要受制于政治、经济条件，教育无法对自 身做出理性判断， 教育政策是以工具理性为准则还是以价值理性 为准则， 确定权在决策主体即政府手中。 中国的教育政策一直以 工具理性为取向，以效率为标准，全然不顾价值理性。重点学校 政策就是教育政策以效率为取向的典范。 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 的教育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 尽管教育政策在宏观上增进了社会 多数人的利益， 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但这种利益 和需要是建立在城乡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不均衡， 牺牲少数弱势 群体的个人教育利益的基础之上。 正如曹晶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得 出的结论那样，在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农村教育受到再分配和 市场两种机制的双重边缘化，高等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在城乡之 间明显失衡，弱化了高等教育的替代式社会流动功能， 强化了高 等教育的复制式社会流动功能。④ （2） 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缺乏深刻把握。对一个领域的相 关事务做决策首先要深入探索该领域的内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