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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参考：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祝福》---“重复”叙事手法的内在关联 小说文本的“叙述时间”主要由“时序、时距、频率”等内容构成，其中，叙述“频率”在作品中，可以分为单一叙述和重复叙述。亨利希·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说：“一部小说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注意诸如此类重复出现的现象来完成。……可以肯定地说，重复表层的形式主要对文学与历史、政治和伦理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意义。”由是观之，文本中的“重复”并非“闲笔”，它蕴含着作者的匠心与经营。现阶段的一些学术论文，已经关注到《祝福》文本中的“重复”现象，但是都没有关注诸多“重复”之间的关联性与逻辑性。因此，本文将此问题作为研究的重心。 与“我”有关的“重复”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这句话在《祝福》中一共出现了两次，位置不同，具体的原因也是不相同的。 第一次“决计要走”的根本原因是“离乡——归乡”回来的新“我”与鲁镇的传统文化氛围格格不入，“我”因此要疏远、逃离这种环境。 首先，“我”与鲁四老爺“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为什么“话不投机”？因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而“我”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所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交流。这里“剩”字的使用特别有力度、有滋味，凸显了“我”孤独的处境。 其次，鲁四老爷的书房让“我”感到无聊。这从书房空间的布置和摆设的书籍即可看出。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对传统礼教的代表作《近思录集注》《四书衬》产生兴趣呢？“书房”是“我”在鲁四老爷家里主要的活动场所，这样沉闷、压抑的空间环境只能逼迫“我”逃离。 最后，这篇作品写于1924年，距离1911年的辛亥革命已过去了13年，距离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过去了5年。但是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仍旧没有触及、改变广大的乡土社会，更遑论去洗礼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文中说“鲁镇”的人“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传统的祝福活动“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拜的却只限于男人”。因此，这样的乡土社会，“我”是不能久留的。 第二次“决计要走”的原因：面对祥林嫂，“我”无法回答她的困惑——“我”无法改变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不知道如何去启蒙她，因此只能选择逃之夭夭。 其实，祥林嫂的三个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封建迷信思想，而都是指向底层人民精神世界与生存哲学的问题。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吗？” 这三个问题，既有祥林嫂对柳妈“阎王大王只好将你劈开来，分给两个死鬼男人”说法的重新思考，她希望见识多的“我”能够给予她满意的答复；同时，这种重新思考也是源于祥林嫂对捐门槛赎罪失败的一种怀疑，更有她对逝去的一家人的思念。其实，那两段婚姻，养育一个孩子的过往生活，赋予祥林嫂的都是相对温馨、美好、幸福的回忆。因此，祥林嫂死后渴望一家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然而作为启蒙者的“我”对于祥林嫂的询问，只能“吞吞吐吐的说”“只得支梧着”“即刻胆怯起来了”。“鲁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来凸显现代启蒙主义话语在‘乡土中国语境中的软弱无力及其难以克服的局限。在鲁迅看来，所谓的‘启蒙事业在很多时候仅仅是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幻觉，民众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话语之外。”（徐志伟《祝福中的“我”为何决计离开鲁镇》，《中学语文教学》2019.8） 两次“重复”分别指向不同的“对象”，一则为鲁镇的权威鲁四老爷，一则为鲁镇的平民代表祥林嫂。对于前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与之辩驳、斗争；对于后者，作为启蒙者的“我”需要为之提供帮助、改变国民性。但是全文都不见那样的“行动”。因此，这两次“重复”从不同维度昭示了“我”这个新民主主义者的革命“行动”的失败，自身的无力感、迷茫性。 在文中，“我”的“不安”被刻画多次： “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 “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 这里的“不安”属于词语的“重复”，由以上句子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不安”是在加强、加剧的。这五个“不安”实际上就是上文我们所说的第二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原因。 后来，我由“不安”逐渐“舒畅”起来，“我在朦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这种心理状况的转折性变化，表现了“我”冷漠的逃避者的形象。“我”害怕祥林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