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集体教研历史研究的两个陷阱——“始于高教”及“源于苏联”的推断及其问题.docxVIP

基础教育集体教研历史研究的两个陷阱——“始于高教”及“源于苏联”的推断及其问题 摘要：中国传统私塾教学虽是个人主义的，但已酝酿出集体教研的一些因子。近代学习西方施行新式教育，是一种多方面、全领域的革新，这需要教师们必须对教学进行研究才能取得教育的效益。对此，学者们不断地呼吁，教育社团做了培训及宣传的工作，教育行政机关发布政令谋划建成制度。可惜受内外两方面的限制，没有能够成为普遍的现象，但为新中国推行集体教研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础。所以，一般以为集体教研是学习苏联的产物并从高校先开始，实属误读。苏联的经验影响的是大学，而非中小学。苏联经验之于集体教研，是一种促缘，而非来源。它更多是基于中国的文化及教育遗产而孕育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界形成了普遍地集体教研的做法，忽忽70余年，已成一种下意识的制度，但凡在中小学执教，又有谁不曾经历过集体教研呢?或许因为它的约束力比较大，有识之士也表示过怀疑，指出行政干预导致“千课一面”、进而妨碍“教学自由”;但时过境迁之后，也有人幡然醒悟，千课虽然一面了，但它保证了上课的效率，也就直接保卫了教育的质量，这其实是中国基础教育特有的长处。如此，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也就方兴未艾起来。众多取向之中，历史研究应将其来龙去脉叙述清楚，供给人们予以参考，故具有特定的价值，且不可缺失。只是历史研究并非易事，途中布满了荆棘及陷阱。关于集体教研的历史，也有两个陷阱，一是“始于高教”，二是“源于苏联”，已有学者踏入而不觉，所以需要加以辨析;在上下都在谋求改进集体教研的今日，正本溯源也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一、“始于高教”的推论及其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率先学习苏联建立教学研究指导组制度，随后各地中小学也学习苏联建立教学研究小组(简称教研组)。”1950年6月，教育部在京召开了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决定》，决定中指出:“提高师资的质量和培养新的师资是实施课程改革的关键，因此全国高等学校的教师应努力加强自己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及研究工作，应就各项主要课程，组织教学研究指导组，由教师实行互助，改进教学的内容与方法。”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第43次会议批准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和《专科学校暂行规程》，于8月14日正式颁布。前者第18条和后者第13条所规定的内容是相同的，即“教学研究指导组(以下简称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的几种课目之全体教师组成之”，它的基本职责是:“领导本组全体教师，讨论及制定本组课目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领导及检查本组的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领导与组织本组学生的自习、实验及实习。”1951年1月23日至26日，教育部为检查全国高校对《关于实施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决定》的执行情况，在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1950年度教学计划审查会议。会上副部长钱俊瑞报告:“很多学校都已成立了教研组，在教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1951年2月，《人民日报》刊载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张如心的总结，文中介绍了该校设立教研组一年多来的表现，“那一门课程的教师如果组织起来，加强学习，实行互助，那一门课程的教师质量也就逐渐提高了，教课的内容同方法也就得到不断的改进，从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就比较好”，因此他认为教育部指示高校成立教研组“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公布《中学暂行规程》和《小学暂行规程》，前者第33条规定:“中学各学科设教学研究组，由各科教员分别组织之，以研究改进教学工作为目的。”还规定:“每组设组长一人，由校长就各科教员中选聘之。在班数较少的学校，教学研究组得联合性质相近的学科组织之。”以上所举的材料都是传世的重要教育文献，依据它们自然容易得出先是高校设立教研组施行集体教研，取得经验之后才过渡到中小学。可是问题在于，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小学已有集体教研的做法(尽管可能不是全面的现象，也就是说未成为一种真正的制度)，而高校方面本来就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待中小学的学生培养成才，尚须近十年光景，时不我待，就高校学生加以训练，为最迅速便捷的做法，但此前的民国大学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比“北京政府”进步的是整合了课程，因人设课的情况降低了，但教学上仍是让任课教师自由发挥，正如过来人张如心之言:“各自为教，各行其是”这一假设与学界既有的成果，有共同的判断，那就是都认为民国时期的高校是没有集体教研的(这一判断，无论是中央教育部的文件，还是大学校长的叙述，抑或1949年之前的教育讨论都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毋庸置疑)，在欧美的国度里也找不到这种做法，唯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高校里有，且成效还不错，立刻去模仿、去学习是非常自然的;区别就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