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职务犯罪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法院职务犯罪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思考 监察体制改革给职务犯罪审判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XX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来看，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困难，具体表现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移送掌握过严，调查人员不出庭作证;二是查封、扣押、冻结范围过大，权属确认不充分;三是忽视对涉案款项来源、去向的调查及审查。针对以上问题，建议监察机关将同步录音录像的移送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制定调查人员出庭规则;审判机关应加大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相关性的审查力度;同时注重梳理涉案款物流向，加大追赃挽损力度。 一、引言 监察体制改革是依法依规进行反腐败斗争的制度保障，其不仅意味着反腐机构专门化、手段多样化、范围扩大化，更为职务犯罪案件的侦、诉、审各个环节带来深刻影响。首先，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机关侦查变为监察机关调查。除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职务犯罪外，其余职务犯罪案件都由监察机关负责。其次，调查阶段与其他诉讼阶段的法律依据不同。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三条、第四条对专门机关案件管辖的规定上不难看出，监察机关并非《刑诉法》规制的对象，其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不适用《刑诉法》，因此不能够将调查阶段视为刑事诉讼的一部分。《刑诉法》约束刑事诉讼的全过程，而对刑事诉讼外的调查程序则仅具有参考价值。监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授予，其调查行为的合法性理应直接受制于《监察法》之规定。但为确保所收集的证据能够经受住司法机关的审查，符合刑事审判的要求和标准，在依据《监察法》之余，监察机关仍需参考《刑诉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在审查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时则不仅要依据《刑诉法》对于证据收集的程序性规定，还要同时适用《监察法》之规定。 改革前后，学界针对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程序衔接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对改革影响职务犯罪审判的关注略显不足。本文将立足于XX法院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情况，分析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审判存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对策及建议。 二、XX职务犯罪审判中存在的问题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困难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向刑事追诉程序前端移动，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的证据认定要求，是确保非法证据源头治理的理想选择。《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证据标准一体化规则为监察机关如何收集、审查与排除相关证据提供了规范上的指引，是实现《监察法》与《刑诉法》的衔接、实现宪法规定的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配合或制约的最可靠依据。然而，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却面临两个方面的障碍。 一是同步录音录像的移送掌握过严。2017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第二十四条规定：“对于法律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的案件，公诉人没有提供讯问录音录像，或者讯问录音录像存在选择性录制、剪接、删改等情形，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监察法》第四十一条虽然要求调查人员在讯问、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中，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但并未要求将同步录音录像“随案移送”，仅规定“留存备查”。《监察法释义》对于该条的解释为：“监察机关对调查过程的录音录像不随案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认为需要调取与指控犯罪有关并且需要对证据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录音录像，可以同监察机关沟通协商后予以调取。所有因案件需要接触录音录像的人员，应当对录音录像的内容严格保密。”改革初期，XX监察机关对同步录音录像的管控是比较严格的。有检察官在某起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向监察机关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但经过层层审批后却并未得到允许。改革前，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的嫌疑人时需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是否需全部随案移送则没有强制性规定。实践中，针对一些犯罪嫌疑人供述不稳定的案件检察机关会在起诉时将录音录像附卷移送;在未移送的案件中，审判机关调取录音录像的要求也都会得到满足。改革后，监察机关对移送问题的把握较此前更为严格。 二是调查人员不出庭作证。《刑诉法》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均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时，可以由公诉人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也做出了同样的规定，并明确要求“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监察法》对调查人员出庭作证并未做出同样的要求。由于监察机关的调查人员并不具有《刑诉法》规定的侦查人员的主体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