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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叙事伦理 摘要：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本着对乡土生活的熟悉，以及对农民个性气质的了解，将叙事伦理指向人性和心理复杂性的呈现，有助于人们深入体会在剧烈社会变革下农民真实的伦理道德状况。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叙事伦理关乎但并不完全属意于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其中渗透着作家个体的生命感受。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并未直接给出简单明了的答案，因而在是非善恶的伦理价值判断上呈现出相对模糊性。习见的城乡二元叙事往往是单向度地对其中一面进行肯定与赞赏，并以此来反思或者批判另一面，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呈现出的却是“田园”与“反田园”、“城市”与“反城市”的双重肯定与否定，从而对乡村传统伦理道德和城市现代文明观念进行了双重反思。 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叙事绝非仅仅是讲故事，而是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人的伦理观念紧密相关。正如同布斯所言，叙事作品都是关乎道德教诲的，因而在人类伦理道德传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有着宗教观念传统的西方古典文学相比，中国传统文学匮乏忏悔意识和超越精神，但在浓郁的现实关怀意识指引下，也有着注重伦理教化的优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便极其重视伦理道德，由此使得文学作品也浸染着浓得化不开的伦理色彩，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有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总体而言，作家在从事文学叙事时无论思想意蕴的传达，还是语言风格的择取，都会受到伦理道德的规约。叙事伦理不仅会直接影响作品的精神价值取向，而且也关涉着小说文本终极价值的实现。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中本着对乡土生活的熟悉，以及对农民个性气质的了解，将叙事伦理指向人性和心理复杂性的呈现，有助于人们深入体会农民在剧烈社会变革下真实的伦理道德状况。一、关注个体生命感觉的伦理姿态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叙事伦理并非像十七年时期政治化小说那样，将不容置疑的伦理道德观念传达给读者，以此进行伦理教化和道德规训，而是从集体观念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个体生命感觉的呈现，也即从“大我”转向“小我”，由人民伦理转向个体伦理。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叙事伦理关乎但并不完全属意于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而是在其中渗透着作家个体的生命感受。其着眼点并非要通过哲学思辨或者理性审视，来教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以及生命应该怎样，而是告诉人们个体生命曾经怎样或者可能怎样，启发读者进行思索和评判，有助于久在藩篱中的人们摆脱现实生活视野的局限，从而唤醒真切的生命感触，启示人们反思自身的伦理处境和生存状态，进而明确生活的意义或者怎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的。虽然文学叙事离不开虚构，但在此过程中也势必融入作家的个体感受和个人经验，从而在不断唤醒往事记忆的同时，也自然地掺杂进作家个人的伦理观念和精神信仰。文学叙事不仅关乎着氛围的营造、结构的安排和视角的选取，同时也关乎着作家内心的道德伦理感受，以及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基本认识。由于作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也赋予作品鲜明而独特的叙事伦理。詹姆斯·费伦认为叙事是作家带有特定目的的修辞行为，“在虚构性叙事中，修辞行为在两个层面上存在：叙述者为了某个目的向接受者讲述他的故事，而作者则通过向读者传达故事内容以及表现故事的讲述行为来实现某个目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生活道路的选择必然受到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语境的深巨变动，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以及个体发展道路的选择，都发生了重大调整。李佩甫《羊的门》中呼天成对于自我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年间他原本有机会进入仕途，但他不愿撇弃自己熟悉的呼家堡，而舍弃了奔向城市大展宏图的机会；《城的灯》中的连长蔡国寅因战功卓著有着可以预见的光明前途，但他为了爱情毅然决然地从军队离职入赘无梁村。然而随着时过境迁，《羊的门》中的呼国庆、《城的灯》中的冯家昌兄弟和《生命册》中的吴志鹏等人却并不作如是观，他们身在乡村却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告别土地，为此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尊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这对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由此也导致金钱至上观念盛行，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断被侵蚀。乡土社会在现代文明的不断冲击下，逐渐脱去了自然朴实、古老祥和、温暖可亲、平静明净的旧貌，而展露出急功近利、精明算计、钩心斗角、弱肉强食的容颜，使得原本纯净美好的人性蒙上了阴影。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但他并非要充当道德法则的制定者，而是致力于指示出精神信仰亟待重建这一迫切问题，以期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注意。进入新时期后，人们的人生道路选择开始趋向多元化和自主化，无数由乡入城的乡村人得以摆脱群体观念束缚成为原子式的个体。在适应城市运行法则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剥离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