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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成长过程中救灾组织的运作机制分化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公益正经历着从政府公益到社会化公益的过程。中国社会组织正在快速发展。社会组织除了功能上的逐渐精细化和能力上的成长之外，其背后实质上是运作机制的改变。于是，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发现救灾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并不是单一的，其本身也是在转型变化中，而运作机制的不同也影响着组织的专业能力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 在这个过渡阶段，传统的救灾做法并没有退去，同时新的社会组织、新的做法开始出现，这里面有去行政化转型的大型公募基金会，有社会力量发起的各种背景基金会，有资助型组织，有信息支持性机构，还有活跃在灾区一线的救援队、社工队伍、本土草根组织等，这些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捐款人整体构成多元的格局。 在这个多元的转型格局之中，社会组织大体上又有哪些运作类型，这些类型背后的机制和对应的做法是什么，其如何和捐款人及政府等相关群体互动，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接下来将以社会组织在芦山地震救灾中的行动为主，其他救灾行动为辅，呈现出救灾过程中社会组织三种运作机制，以及相对应的捐款人等相关方的状况。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过渡阶段，一家社会组织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机制，其中可能会以一种机制为主导，或者其正在转型过程中。 第一节 行政化运作机制 行政化运作指的是社会组织由其背后的政府主导、依托于相关政府的行政体系来开展救灾行动的方式。其在救灾过程中的款物募集、物资递送或者是资金使用都受相关政府体系的影响。这在早期的救灾行动中并不陌生，在过去的救灾中，许多公众的善款都是通过各地的慈善会或红十字会系统层层汇集流入灾区。 一 表现及运作模式 （一）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政府把社会组织当作自己的下级部门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单位来管控，甚至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空间，独立性不足。其典型的做法是：所有权“国有化”、领导官员化、人员等级化。组织的财权、人事任命都牢牢把控在相关政府手中，包括由政府人员来兼任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从业者的工资、福利、档案和级别都可能进入相关的政府体系。 在救灾行动中，这类组织的行为受政府控制或影响，使得社会组织即使有自己的想法都受到掣肘。在某次地震过后，受灾地区H慈善总会收到各地爱心人士的大量捐赠，当地政府及时了解H组织的募款情况，并将这部分善款的使用纳入政府重建规划财政支持的“总盘子”中，特意将一些公共福利设施留给H组织来支持（甚至这种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也是2009年，邓国胜调查中“760亿善款80%流入政府财政”结论背后的一种缘由[1]。在这种“纳入政府总盘子的统一规划”的考虑之下，H组织绝大多数的资金都无法自己决定，其在募款过程之中也有一些人通过自身对灾情的实际了解而萌生的一些想法，例如社区服务、生计发展等，但迫于现实层面的“上级”的要求和具体操作的困难也只能将善款汇入政府重建财政资金体系中。而另外一个省份的地方慈善会，在收到上级关于汇缴非限定性善款的通知之后，为了更好地对捐款人的反馈负责，也为了更好地结合组织特长开展救灾行动，便尽量让捐款人选择限定性捐款，虽然有时候非限定性捐赠能够在了解灾区更为具体有针对性的需求后更加灵活地设计项目，但该组织表示“即使有捐款人信任我们，不限定善款的使用，但我们也需要把它们‘限定’起来”。 （二）组织内部关系：等级制明显 该模式之下，社会组织内部可能是政府科层体系的延伸：人员等级化。在这种管理方式之下，对其内部的工作人员的要求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要求类似，更多需要工作人员标准规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很难有自己自主运作的空间，无法将自己在救灾过程中的想法和运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很快纳入执行体系之中。 （三）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灾区需求回应 这种模式下的组织甚至可以坐在办公室中“等捐款上门”。在过去，通过类似于下发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发放募捐倡议书，组织单位捐款，包括发生“被捐款”的现象或者是按照行政级别来捐款的情况。在灾害发生后，这类社会组织也经常会主动募款，除了发布募捐公告之外，还会召集相关的企业奉献爱心等，甚至通过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或名誉会长/理事长（通常也是政府官员）来开展募捐活动。一些企业也是为了建立和政府部门的信任关系，来给相关社会组织进行捐赠。实质上，半官方的运作机制组织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于官方身份或资源来募集善款，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没有调动起社会公众的参与，从志愿者到受益人的参与都缺乏。 在这种模式下，社会组织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善款递送爱心机构，配合政府开展救灾工作，很少针对社会的实际需要。组织有时以半行政化的体系来确定社会问题，依据相关政策和领导层面的决策来参与救灾；有时依照资源方供给来确定需求，有什么捐赠什么。 在行政化运作中，无关捐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