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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伦理转向的伦理人类学历程、演变与发展 摘要：借助研究方法优势，人类学走在伦理转向的前面。观察、描述和解释演变中的中国伦理道德现象是人类学转向的主要任务。相对于欧美国家而言，伦理人类学在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更为现实和深刻的意义，担负着观察和解释中国伦理变革与伦理重建的使命。构建中国本土化的伦理人类学需要明确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假说，确定更有价值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中国的伦理人类学应广泛借鉴社会科学中关于伦理道德认知的理论洞见；在研究对象上从独特群体转向普通大众；在研究视野上从本地现象转向全球视野。依据上述三个方面形成的研究框架，企业组织、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是推动中国社会及伦理道德剧烈转变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未来人类学“伦理转向”的主要研究目标。 人类学的“伦理转向”发轫于欧美，近年来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学者关注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在伦理人类学研究上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但是考虑到转型期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剧烈转变，有必要在全面开展伦理人类学的研究之前，深入思考伦理人类学在中国“转向”的具体指向、独特研究价值、研究对象、研究视野及理论资源，为伦理人类学奠定坚实的出发基点与明确探究方向。一、伦理转向在中国的独特背景和使命人类学在欧美国家的“伦理转向”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学科的自反性发展，批评者呼吁重视道德维度，关注具有丰富道德内涵的实践；其次，伦理人类学作为对“黑暗人类学”（dark anthropology）的回应与补充，从不平等和压迫等残酷层面转向对“美好生活”的探索；再次是受到人道主义话语及实践引发的道德及政治议题增长的影响当伦理人类学进入中国社会后，所面临的学科基础与社会事实既有与欧美相近的一面，也有不同的方面。总体而言，中国的人类学尚没有突出的学科自反性发展，也缺乏欧美“黑暗人类学”的传统背景，在人道主义的关注上也只是偶尔涉及。那么，不同的学术背景是否就意味着，在中国人类学没有必要跟随欧美国家“伦理转向”呢？笔者认为，除了学术研究本身的创新动力之外，人类学的“伦理转向”在中国还有更为现实和深刻的意义。当前紧迫与受到广泛关注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呼唤中国人类学“伦理转向”的重要因素。如果用“道德滑坡”“道德危机”等关键词在知网论文中搜索时，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相关研究论文持续增加，所涉及道德领域的问题包括食品安全、过度医疗、帮扶老人、大学生、网络直播、商业或企业、教育、公务员、婚姻、审计等。不少研究在反思，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为何伴随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道德水准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不过，依据阎云翔的评价标准，过去4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不是道德危机，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道德转型”更深入来看，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观察和解释伦理变革与伦理重建的使命。这是因为伦理回答的是“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中国社会的形成与演变始终离不开特定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每一个王朝及其当时的士大夫、思想者大都试图提出自己的伦理观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而言，包括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现代理性在内的多种伦理道德元素混合在一起。传统的伦理道德还在一些领域起作用，新的伦理道德尚未确立。描述马克斯·韦伯所生活的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的话语也适合当下的中国：“随着不可避免的专业化和理智化的过程，主要作用于物质领域的进步，也将精神的世界分割得七零八落；生活领域的被分割，进而使普世性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信仰的忠诚被来自不同领域的原则所瓜分，统一的世界于是真正变成了‘文明的碎片’。”除了上述社会现实需求外，对中国伦理道德现象的关注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通过对伦理道德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国现象的解释，能够补充和扩展国际上伦理道德研究的内容。可以说“伦理转向”并不只是人类学一门学科的任务，而是社会科学普遍面临的研究新领域。只不过人类学走在“伦理转向”的前面。在广泛开展伦理人类学研究之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人类学在中国伦理转向的具体研究指向是什么？二、人类学率先“转向”的优势与指向“和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往往最具独创性”首先，人类学学者在伦理与道德的基本概念上促进了研究者的共识。道德与伦理的辨析源远流长。通常认为“道德”是康德所提出来的一种先验的理性，或者说是道德精神，人们有义务就像遵循天理一样，按照内在的道德行事。而“伦理”则是黑格尔所关注的人和人，人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规范和现实意义其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有效描述人们客观的伦理行为及主观上的道德认知。虽然人们所宣称的道德观念与其所伦理行动有着重大差异，但是通过应用人类学的民族志、参与观察等理论方法，还是可以收集整理接近“科学”的整体事实。具体而言，人类学能够描述群体在历史上传承而来的伦理道德、描述群体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