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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纪录片的文化书写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说民俗学中存在着现代民俗学与传统民俗学的分野，那么，它们之间的一个明确的界限就在于：传统民俗学更推崇的理论是“人文”或人道主义的思辨和推论，眼光向上；现代民俗学运用更为科学的理念，与更为科学、理性的工作方法相结合，眼光向下。现代民俗学更多以观察、描述、研究、比较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为本学科的支撑点，并且以描述、记录田野民俗志的实证手段来验证理论假设的科学性，或通过田野回访对前人的理论进行再确认。 伴随着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演变、发展，传统民族志、民俗志的工作方式正在逐渐地被现代民俗志（或称现代民族志式）的工作方式所取代。与现代民族志相对应的传统民族志，将文化的研究局限在一些泾渭分明的现象和惯例上，诸如语言、技术、亲属制、政治组织等，对这些现象与惯例的系统描写成为撰写民族志的主要内容。当学者们发现，这样的民族志并不足以解释文化的全过程时，现代民族志的写作方法悄然兴起。学者们认识到，传统的民族志只是他们对特定文化的见解，并非该文化成员对本文化的阐释。由于缺乏本文化成员看待自然、社会的视角，便必然欠缺对该文化所有者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情趣的了解。因此，所撰写的民族志只能是对某种文化的个人化解释。甚至有学者认为，传统民族志实践基本上是一种混乱的定性经验，它与实证主义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形成鲜明的对照。[1]于是，学者们敏锐地感到无法面对其学科在现代学术组织以及实证论社会科学对规范方法和研究设计的评价中所受到的令人不安的待遇。[1] 影像文化志，正是借鉴了现代民俗志、现代民族志的观察视角，应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之需，加入了影像记录、叙述的方式，使民族志电影、电视民俗纪录片走向影像文化志成为可能。 影像文化志旨在使用影像记录的现在时态去描述、反映传统的民族和民间文化，因为它不只是某个被摄个体的生活习俗，它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某个阶层的民众文化的群体记忆。影像文化志独特的记录功能在于：以影像的方式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以及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个体，将文字文化志中的宏大文化叙事浓缩、具象于个体生命、具体的事件过程中。 “志”就是记录，钟敬文把民俗志称为“记录的民俗学”[2]，影像文化志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记录，用影像的形式记录学者、影像文化志作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发现。文化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尤其是那些存在于物质文化形式中的民俗事象——民众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及通过在岁时节日、人生仪礼、民间工艺等特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民间组织行为、民间信仰等现象，构建民俗志。 在田野调查中，影像的记录功能确实无与伦比。玛格利特·米德在《文字学科中的影像人类学》中指出，人类学对影像记录使用的疏忽是一种罪过，传统人类学对摄影机这类新科技产品的运用采取的是过于保守的态度，使得影像的功能未能在人类学这门以文字建立的学科中充分发挥作用。[3]无论何种镜头，其最可贵之处都在于：能够忠实有效地记录第一手资料和经历，这种记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非拍摄者的故意）都是客观的认知。因为影像的记录所呈现的是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式的记录，镜头对镜像的取舍可谓“兼收并蓄”、“有闻必录”。因此，影像有最大限度上保留真实的可能性。与文字文化志不同，影像文化志的拍摄者可以在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被摄对象的状态下，完成对研究对象的记录。人类对自然、对人本身的认知都需要过程，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够宣布：我们已经完全了解了人类自身的一切。但是，那些深藏于民众之中的民俗文化却时刻面临消失的危险。在没有完全理解便要保存的前提之下，就不能指望在所有的影像工作者、学者都对研究对象做出理性的判断与分析之后，再进行文化志的记录和表述。 影像的拍摄为民俗志、民族志田野工作者创造了在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被摄对象时，依然可以从事写作——影像文化志记录的可能性，而以文字为书写方式的文化志，与影像相比避免作者的主观倾向就较为困难。 镜头之所以可以在没有经过拍摄者主观过滤以及理性化处理的状态下，依然故我地、毫无保留地储藏资料，是因为“摄影机对于客观对象的认知远在其操纵者之上”[4]。镜头的认知能力先于它的操纵者，正是影像的这个特征成为影像文化志支持现代文化学研究的利器。“作为记忆本身”的影像文化志所追求的是：诚实、真实地处理所有环境中的人类状况和人的敏感性，影像记录完全能够胜任，并且不受任何科学抽象概念的约束。[5] 影响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文化学科与影像结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些学科受“科学”典范的支配，认为客观、抽离研究者的情感所得到的观察与研究结果的呈现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构筑的理论与假设的验证才是“科学”的。由于影像作品的艺术性较为浓厚，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