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马克思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马克思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 摘要：马克思很早就捕捉到了现代犬儒主义问题。现代犬儒主义和古代犬儒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启蒙时代的病症，代表着启蒙价值观的内在矛盾。斯洛特戴克和福柯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和对古代犬儒主义精神的强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发现了市民社会的矛盾特征，在其中个体作为双重的主体过着双重的生活，这是对现代犬儒主义观念结构的天才洞见。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斥作只关注物质利益不关注人的“十足的犬儒主义”，尽管此时马克思依然对之加以道德评判，但政治经济学提供的客观维度使其有可能发现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机制。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形成后，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真正揭露了现代犬儒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它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塑造的社会关系之中。 关键词：现代犬儒主义? 双重的主体??市民社会? 国民经济学 1869年4月15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并随信寄上一本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在信中马克思说道：“今天我偶然发现家里有两本《拉摩的侄儿》，所以寄一本给你。这本无与伦比的作品必将给你以新的享受。”[1] 狄德罗于1762年开始创作，正式发表于1805年的《拉摩的侄儿》这部杰出的对话体小说，被视作现代犬儒主义进入到思想界的标志之一。[2]现代犬儒主义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和道德哲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论域。犬儒主义问题很早便进入了马克思关于哲学批判的叙述之中，并构成了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维度，但一直以来，人们都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在权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中，犬儒主义都被音译为“昔尼克主义”（Cynismus，Zynismus），而且在对“昔尼克主义”的索引注释中，中文编译者虽然也阐述了犬儒主义在古希腊和近代西方截然不同的两种意义[3]，但并未说明马克思语境中的犬儒主义是在何种意义上加以运用的。对古典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区分，在西方文化界是一个具有常识性的问题。古典犬儒主义是第欧根尼意义上的，它有着确定的价值观和人格理想；现代犬儒主义则是18世纪末以来的文化现象，它指对嘲讽一切道德观念而推崇个体私利，将个体的自我保存原则视为唯一真理。在德语传统中，自19世纪起，学者们开始对犬儒的古代形态写为“Kyniker”和现代形态 “Zyniker”做出区分[4]，并在20世纪中叶以来对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做出了明确的划分和具体研究。就此而言，马克思在其文本中所运用的犬儒主义的表达，正是在现代犬儒主义上的。由于马克思文本中的犬儒概念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阻碍了我们理解马克思这一独特表述方式的深意。因此，本文试图梳理现代犬儒主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 #01犬儒主义：古代与现代之间 在进入马克思的文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犬儒主义的研究。这一研究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主要集中于德语传统的一些哲学家那里。德裔美籍宗教哲学家保罗·蒂里希在他1952年出版的《存在的勇气》一书中，较早以理论的方式对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进行了区分。他指出，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犬儒主义者是理性和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进行批评的人，他是革命的理性主义者，是苏格拉底的信徒”，而现代犬儒主义则“不打算追随任何人。他们对理性没有信念，没有真理的标准，没有成套的价值观，没有对意义问题的回答”[5]。此后，德国宗教哲学家克劳斯·海因里希1962年发表《古代的犬儒与当代的犬儒主义》一文，德国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切尔1975年发表《对作为我们时代病症的犬儒主义的反思》一文，二人分别从存在主义哲学的线索和批判理论的角度劳伦了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的区别，以及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机制。以上研究中都已经明确地用Kynismus指称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主义，而用Zynismus来指代现代犬儒主义。 然而，犬儒主义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得到广泛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这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1983年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犬儒理性批判》一书的出版；二是1984年福柯临终前在法兰西学院讲座“说真话的勇气”中对犬儒主义问题的讨论。后来，齐泽克在1989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对斯洛特戴克思想的介绍和发挥，进一步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6]现代犬儒主义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广泛的关注的一个重要社会和历史背景，就是“六八”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意识形态批判的失效，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全面推行所带来了全新的意识形态状况。接下来，我们以斯洛特戴克和福柯的讨论为主要对象，来考察犬儒主义讨论所围绕的核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