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合作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docx

? ? ? ? ? 南南合作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双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存在民主赤字、偏袒发达国家利益、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以及无法适应国际关系格局已发生结构性变化等问题。长久以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促进自身的发展，但是取得成效有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采取多种措施改革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促进制度和机构改革，使其更加稳健和包容。但令人遗憾的是，改革不仅进展缓慢，而且随着对全球金融崩溃的恐惧逐渐减弱，改革势头也正在减缓，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新孤立主义”等外交策略，加剧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难度。与此同时，一些新机构如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由于缺乏足够的工作人员、财政资源和制裁权力，甚至有陷入停滞的趋势。这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实际需求不匹配。正因如此，南方国家在遵循现有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结构时，不得不抱团取暖，集思广益，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合作共赢方向发展。实践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在遵循现有的金融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双边、多边等方式，建立新的金融机构、货币互换安排等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促进自身发展。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南南合作作为一股推进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新兴力量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 全球金融治理的界定 全球金融治理与全球健康、食物、环境、能源、气候治理一样，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分支。若要准确界定全球金融治理，首先需要了解全球治理的定义。全球治理委员会（CGG）把全球治理定义为：治理是个人和机构（既包括公共机构也包括私有机构）管理其事务方法的总和。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通过它，冲突或者多样化的利益得以调和，合作得以继续。它既包括通过正式机构和机制授权的执行规则，也包括个人和机构或达成一致或认为其利益得到了维护的非正式安排。[1]这一定义远非完美[2]，Overbeek指出其存在三个问题：缺乏分析或者理论意义、去政治化的倾向和非历史性。就在这一定义出现的同一年，Finkelstein把全球治理简单定义为：“没有主权权力的治理，规范跨越国家边界关系”，并且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概念化，可以让我们渗透和理解政府——就像在没有政府参与的国家中所发生的事件”。[3]赞同这一定义的许多学者，比如 Makinda 和O’Brien[4]等人认为：国家在管理全球事务中能力不足，在缺乏全球政府情况下，其他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应当参与到推动全球治理当中去。除了上述两种早期全球治理定义外，后来还出现界定全球治理定义的多种方式，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种是把全球治理作为一种观察现象或者政治进程。[5]这种观点认为，全球治理是指各种不同的现象，包括全球社会运动、市民社会、国家规制能力的变迁、国际组织的活动、公共-私人网络、跨国规则制定和建立私人机构等。[5]Rosenau经常被引用的定义，来源于下述观点，特别是从人类活动和社会现象的角度得出的观点。他说：“全球治理被认为包括人类活动各层次规则的体系，从家庭到国际组织，只不过后者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对跨国活动的控制来实现的。”[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全球治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表述的愿景是社会应当如何解决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权威丧失造成的最为紧迫的全球问题。[7] 第二种方法是把全球治理的定义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重点关注整体现象的理论基础，微观层面的全球治理强调对不同机构的实证研究以解决具体的治理挑战。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观全球治理研究，重点关注全球治理架构，指“在世界政治领域有效或者积极活动的公共和私有机构在内的整个体系，包括组织、机制以及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条例和做出决定的程序”。[8] 第三种方法是把全球治理理解为国际性程序、碎片化程序或者冲突规制机制的全球化。[9]国际化程序和全球化程序不可避免地造成世界性政治事件如国际安全和环境恶化等，形势更加复杂，因此需要政策制定方面的协调和协作。就此来讲，全球治理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碎片化程序意味着由不可协调的利益摩擦和全球化过程导致的边缘化和冲突加剧。这种观点认为，全球治理强调在全世界范围内调解日益增加的冲突。冲突规制机制与碎片化程序紧密相连，但是前者更加关注全球行为主体，比如国际私有和公共组织发起的适当的干预程序。 第四种方法是对“全球”和“治理”分别定义。一般来讲，对“全球”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全球”指行为主体的内容和范围，包括国家/非国家、北方/南方、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本土/国际、公共/私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