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汲取-高发展模式的未来变迁.docx

? ? ? ? ? “强汲取 高发展”模式的未来变迁 ? ? ? ? ? ? ? ? ? ? ? ? ? ? ? ? ? ? 发展型国家在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发挥的作用是显著的，主要基于如下四点：首先，是国家在社会上确立了共同的发展意愿；其次，是国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再次，是实施了正确的政策手段促进资本集中在有效率和核心的产业上；最后，是在嵌入式自主性下保持了良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在上文针对中国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中国在五年计划和经济部门管理实践过程中体现的介入机制的考察中不难发现，中国在上述四点中都有所建树，由此不难以一种发展型国家的逻辑来解释中国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 这样一种发展形态的出现，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因素，而它潜在的隐患与它创造的功绩一样不可磨灭。充分理解该模式的必然性与问题所在，有助于中国继续维持该国家形态的生命力与发展效率。在面临深化改革的路口，中国已经到了向“中发展—低福利”转型的时刻。 第一节 国家形态中“强汲取—高发展”特征的历史渊源 中国高速发展30余年来，除了各种唱高或唱衰的论调外，更多的声音关心着促成这一“中国奇迹”的原因是什么。相关的可以纳入成功方程式左边的因素有很多，如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廉价和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和外资、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二元结构转变等。可供选择的相关项几乎能囊括所有现代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变量。区别只是，研究或是侧重于经济市场化和自由化，或是国有经济市场化，或是要素投入的刺激作用，或是有效且有力的政府干预，或是经济联邦主义、渐进式改革……我们承认这些研究对象在各自领域内或多或少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有着积极影响，但各研究派别的分歧之处在于，在这众多积极因素之中，谁才是最关键的。怎样定义变量的不可或缺性，怎样确定那个使等式右边出现“中国奇迹”结果的因子。 在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之时，我们首先将它放在一个政治经济的互动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各展神威，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只是谁的作用更为关键。这里的关键是，少了任何一方的作用，中国崛起从模式到过程再到结果都会产生根本性的不同。 发展型国家和“东亚奇迹”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个将政府和市场联结、糅合在一起观察的方式。这一视角显然是宏观的，它并不是根据某种具体的经济表现。比如，工业化中轻工业更多的还是重工业更多，来归纳模式特征，而是着眼于国家与市场这两个宏观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是市场化的，但又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对经济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干预效果，但又不是完全替代市场和管制经济。 将这一模式特征对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在宏观上中国具备了典型的发展型国家特点：包括一个由发展性为基础的社会共识，一个体现了国家自主性的计划体系，一个宏观导航部门统筹下的经济部门结构，以及被普遍运用的产业、金融政策。但与一般发展型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很显著的独特性。它在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下，维持了较高的财政汲取比例；它在经济建设上的财政支出长期占到一半比重；它的GDP增长率无视世界平均水平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而始终保持高速；它的储蓄率很高而消费率很低，国家能调动于投资生产的社会财富远大于其他国家；它的经济部门不仅从宏观上，还从微观上影响着经济活动；它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具备更高的普及和细致程度……这一切特征，都表明中国超越了一般发展型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也超越了它们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 我们将中国国家形态所表现出的特征概括为“强汲取—高发展”，这种自我强化、不断循环的政治经济特征出现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结构中，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它的贡献亦让人不能忽视。 与英国自发的工业化不同，发展型国家的特点便是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过程的设计性。在经济发展方向、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安排，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国家自主性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不是控制性的，也是关键性的。在很多时候，一个能成功推行类似于发展型国家这种国家主义发展模式的政治体，其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常常是很强的，如此才能按照意愿动员起社会资本，付出足够的资本总量来支持经济增长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家就一定能走发展型道路，实际上这与一个文化遗留给政府的文化遗产，以及制度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走了一条“强汲取—高发展”的腾飞之路，政治领导人的见识是重要的，但形成这一发展模式的一系列决策与其说是个人创造，不如说是历史选择。 民主运动并非没有在中国进行过移植尝试，但最终落地生根的是苏联模式，这与中国几千年的集权政治传统不无关系。 历史的幸运之处在于，曲折和错误正在拷问社会对政治行为的承受底线时，党和国家的决策回归到了理性道路上。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物质水平快速提高，这些成果很快成为国家新的合法性源泉，不断巩固着集权政治文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