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pptVIP

一、开放格局 唐代是中国文化史上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够兼收并蓄的时代。尤其是在宗教、艺术、器用乃至习俗等方面，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文明以及通过南海传来的南亚文明，对隋唐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其实，唐代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中外、胡汉混合的文化，正是多种文化的交流会聚，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唐代文明。（张广达、王小甫） “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向达） 二、中西汇通的丝绸之路 阎立本《步辇图》 文化西传：文化的传播一定是双向的。“丝绸之路”?“金属之路” 文化东传：主要是外传。唐朝文化在今天保存最好的是日本，如正仓院（木构，中国建筑的特色）、唐招提寺（鉴真）。 唐文化不仅无所顾忌地吸收胡文化，毫无“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的“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鲁迅语），而且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似地吸收外域文化，从它文化系统中采撷英华。国外汉学家高度赞扬这一文化风貌，特名之为“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 隋唐时期涌入中国的外域文化规模确乎巨大。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涌而入。而帝国首都长安，自然而然成为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 隋唐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卓越范例。英国人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的差异时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和好探求的。” 所谓“不同同之为大”、“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东亚世界” “东亚世界”作为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文明区域，又作为东方文化与历史演进的研究阵地，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作出开创性贡献。 完整的、独立的、自律的“东亚世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乃至从蒙古草原到西藏高原中间地带的西北走廊地区，其结构是一个有机体的组合，心脏地带是在中国。 构成东亚世界基本文化基础的要素，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有汉字、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韩昇先生认为还有教育和技术，堀敏一先生与高明士先生亦有专门研究。 “东亚世界”涉及到隋唐世界帝国的华夏、夷狄观念与大一统理论，以及帝国的外交实践，与朝鲜半岛、日本的局势变化息息相关。 中华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区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其文化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中华文化的发展水平在相当久远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东亚诸国，产生出巨大的文化辐射力。 在“东亚世界”的框架内反观隋唐帝国。 [唐] 墓室壁画《礼宾图》 “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元和郡县图志》） “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 （顾炎武） 大运河贯穿海、黄、淮、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真正把中国历史上最基本的南、北两大区域密切沟通了起来。是唐代统一局面得以巩固的重要基础。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南东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势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陈寅恪） 唐代中后期东南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支持唐中央政权存亡的重要力量；运河作为从东南向长安运输物资的主要途径，其畅通和断绝亦关系唐政权的存亡。 “运河自唐末溃决为淤泽后，便淤塞而不宜于航运。一向靠运河把军事政治中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而发荣滋长的大唐帝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崩溃的。”（全汉昇） 三、经济重心南移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国开发最早的的地区，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成为最早经济中心。但是自安史之乱后，北方因为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影响，生产遭到破坏；而南方相对安定，北方人口开始大量向南迁移，并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自此，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赶上北方。 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 ① 北方人民大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