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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 关键词：素质 仇芳慧 摘要：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突破了西方翻译传统上的两分法，即意译与直译的区分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此外，其诗歌翻译理论被看作是西方第一次出现的系统的诗歌翻译理论。他的整个理论富有很大的启发性，对后来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其“翻译三分法”出发探讨诗译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以期给诗译者的译诗实践带来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诗译者;素质 一、引言 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是英国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桂冠诗人。他还是一位非凡的翻译家，有大量的译作，积极从事诗歌翻译，并且翻译了荷马的《伊利亚特》和维吉尔的《伊尼特》。德莱顿没有出版过论述翻译的专著，但他撰写过大量的论文和序言，阐发了其对于翻译的思考并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的原则。德莱顿的诗歌翻译理论被看成是西方第一次出现的系统的诗歌翻译理论，可见其诗歌翻译理论对于我们讨论诗歌翻译问题和进行诗歌翻译实践都能带来很大启发。此外，德莱顿兼具优秀诗人与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因而从其“翻译三分法”的翻译理念出发探讨译者诗译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二、从德莱顿“翻译三分法”谈诗译者的素质 （一）德莱顿“翻译三分法” 德莱顿在为《奥维德书札》所撰写的序言中将诗歌翻译划分为三种类型：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仿译（imitation），这是其“翻译三分法”的核心内容。字译是将原文字对字，行对行地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译者在翻译时没有自由。而意译有一定的自由，不要求译文与原文字字对应，意义可以有所扩展，但是译者必须尊重原作者，不能改变原文的意义。仿译则指的是译者有相当的自由，不仅可以随便改变用词和意义，且在他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全然不顾，随心所欲地从原作中获得些提示作为他做翻译的基础。 德莱顿认为，字译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无法完全摆脱的困难。译者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原作者及其用词，而且还要在译语中为原诗每个词找到相对应的词。此外，字译还局限于原文的韵律，使译者成为韵脚的奴隶。德莱顿指出，“这就好比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跳舞的人可以小心翼翼避免摔下来，但不能指望他的动作优美。说得好一点，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做法：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为了听到因自己掉下来没有摔断脖子而博得的喝彩声，便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1]因此，译者如果在译诗时采用字译的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纠结与原文字字对应，行行对应，译文就难免晦涩难懂，反而会失去诗歌的精炼和优美。 与字译相比，仿译是，“指后世诗人试图像以前的诗人一样写诗，写同一主题的诗;就是说，不翻译原诗人的词句，也不局限于他的意思，而只把他当作一种模式，好比原诗人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和国家，使用想象中原诗人可能会使用的方法作诗”。[1]从德莱顿对仿译的定义，不难看出他认为仿译严格来说并不是翻译，而是译者模仿原诗人进行的一种创作，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按照一定的喜好对原文进行增加或删减。德莱顿还认为，通过仿译，译者表现了自己，但对已故作者的声名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德莱顿认为字译和仿译是诗歌翻译中的两个极端，诗译者应该避免陷入这两种极端。他主张折中，采取介于字译和仿译之间的意译。在意译中，原作者的意思一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在表达方面允许有一定的自由度，译文也不必与原诗字字，行行对应。至于原诗，如果对其富有形式美的词句进行改变，就会损伤原诗的美;但若是因为语言的差异，不能因为拘泥于原文的词句，而毁坏原诗的意义。如果允许，译者可以改变原诗的外观，即形式，而不可以改变或毁坏其实质。 （二）诗歌译者的素质 文学翻译是一项艰苦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很多诗歌翻译家认为诗歌是文学的最高形式，因此诗歌翻译的艰难性与创造性尤为突出，且其可译性在翻译界的争论十分激烈。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矛盾认为外国诗中可以翻译的，也不过是将就的不得已的，聊勝有无的方法。虽如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对于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2]卞之琳也认为诗不可译的，“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正如大家公认的，往往根本不可能，译诗是不得已而为之。”[3]可见诗虽难译，也不能抹杀译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翻译素质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译作的优劣和产生。接下来，将具体探讨诗歌译者应该具备何种素质。 1.诗歌素养 德莱顿指出，“没有人能够译诗，除非他本身具备诗人的才华，且精通原作者和他自己的语言。”[1]在德莱顿看来，成为一名优秀的诗译者的前提是译者必须首先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很多诗歌翻译了理论家如英国泰特勒（A.F.Tytler），翻译荷马史诗的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和柯柏（Willi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