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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 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与机制构建 　　摘要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形成了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职业教育人员跨境流动合作模式、职业教育配合企业“走出去”鲁班工坊模式、职业教育中外校校合作办学模式以及校企合作共建境外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模式等主要模式。应当从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要素跨国流动体制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信息共享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多元主体协同机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质量保障机制以及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调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合作模式;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g71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219（2020）06-0029-04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职业教育创造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职业教育要配合企业“走出去”，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合作的力度。借“一带一路”倡议契机，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教育共建行动，加强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学术界对于“教育国际合作”和“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代表性理论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理论。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国发展本国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融入世界，高校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互相借鉴并不断改革与创新，形成了教学内容国际化、教育资源国际化和学术国际化等内容。二是人力资源开发理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是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重要内容，能够把人才的培养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单一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转变为集人才培养、共同开发、利益共享于一体的复合模式，更好地促进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三是协同创新理论。协同创新理论由德国学者哈肯提出，强调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和合作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当前，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改革不是孤立的改革，是现代职业教育同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其他高校以及社会等共同协作、协同创新的工程。 　　国内外学者还对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进行了研究，分别关注了美国的“合作办学”模式、英国的“工读交替”模式、澳大利亚的“tafe”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等教育合作模式，以及法国职业教育“聚焦学校企业关系”、澳大利亚“开发职业教育教师资格培训包”和欧盟构建“欧洲职业教育区”等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这些对我国开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进行了一定研究。部分学者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研究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如陈相芬（2016）提出在当前国家教育投入有限、職业院校教育实力不均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协同发展是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及培养效率最有效的途径[1]。刘育锋（2014）[2]、赵鹏飞（2017）[3]、胡茂波（2017）[4]等从职业教育校企协同海外办学、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和搭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业服务平台网络等方面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还有周为（2015）[5]、郭珊（2016）[6]、梁裕（2017）[7]等学者对中国与东盟职业教育合作进行了一定研究。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主要模式 　　根据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和层次性，当前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形成了五种主要模式。 　　（一）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 　　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是通过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地方政府部门牵头组织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政府组织实施的双边多边交流合作平台达成合作共识、出台政策以及签订合作协议等合作形式，对推动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起到凝聚共识、搭建平台、政策引领和示范推广等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开展的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以下方式：一是政府组织实施的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论坛、交流周、部长圆桌会议和职业教育联展等活动[8]。如自2012年举办首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以来，已连续举办四届，为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达成共识和形成合作事项提供了重要平台。二是政府制定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政策文件和签订双边多边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例如，2016年在第二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达成了《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