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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水平的一般均衡分析 　　内容摘要：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城乡间一体化水平的测度成为理论上亟待突破的难点。本文在常规的城乡经济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将城乡消费水平差异纳入生产成本，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推导了城乡居民消费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利用贵州省1992-2016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贵州省的消费市场达到均衡时的城市化率为58.62%，而2017年贵州省的实际水平仅为42.15%。 　　关键词：城乡消费一体化水平一般均衡 　　引言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我国已经结束高速城市化发展时期，从一味追求城市化速度转向城市化质量与城市化效益并举阶段，在保证城乡一体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提高城乡消费水平一体化，成为了巩固城市化现有局面，优化城市化结构的最佳方法;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发展转为中高速增长，“供给侧”改革指向挖掘居民消费潜力。张慧省（2016）认为，提升城乡消费市场一体化水平，促进城乡商贸市场一体化建设，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建立城乡一体化消费市场体系，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首要任务。 　　文献综述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得我国众多学者加入了对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探讨。王浩（2016）认为，商业发展是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只有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相适应，城乡发展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均衡。对于商业与城乡发展耦合度的研究表明，只有关注消费，才能够找出一体化发展的最优均衡点。类似的，杨建涛等（2016）通过建立anp-topsis模型，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从空间层面看，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远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及新常态特征，都要求城乡一体化呈现出新的格局，魏后凯（2016）以新常态为起点，分析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和最优城镇化率，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是与政策调整相适应的，但还需要更多投入和关注。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化水平的探索，而并没有进一步关注城市化水平内部所需的消费市场一体化。本文直接以消费市场一体化作为条件，进一步测定城乡居民消费达到最佳均衡时的城市化率，能够从更优角度观察区域最佳的城镇化率。 　　理论模型和指标选取 　　（一）理论模型 　　本文在无进出口的封闭二元经济模型内，假设城乡居民均为理性消费人，产品市场及要素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同时，设定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均作为生产者部门且因其产品获取相应收入。城市部门由于“群聚效应”带来规模经济，而农村部门由于散居不具备规模经济，城乡消费品市场规模取决于人口规模。由于城市收入高于农村，故农村人口会流入城市，但人口高于一定阈值后，会带来负外部性，因而会导致人口流出;当城乡人口消费水平相一致时，该人口转移会停止，此时的一般均衡情况即为城乡消费市场的一般均衡。 　　农村部门。设某一期的农村人口为nr，且每一个乡村居民均为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生产单位，其规模报酬不因时间而变动，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定义典型的农产品生产函数： 　　式（1）中，yr为农村部门的生产水平，短期内技术水平不发生变化，ar为农村部门的固定技术水平，kur为中间产品投入（化肥、农药、农机等），nr为人均劳动投入，由于农村人口与劳动力人口并不相同，加入这一项是为了分辨真正参与生产的劳动投入，假设劳动力投入为1时，用劳动力人口除以农村总人口即为人均劳动投入。lr为人均耕地面积，αr与βr则为对应的弹性系数，且有αr0，0αr+βr1。 　　农民的收入水平则为生产产品所获取的收益： 　　同样的根据贵州省2016年投入产出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约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5%。本文在靖学青所测算的结果基础上，进一步计算了1992-2016年的贵州省固定资产存量。式（24）中，l代表劳动投入率，以工业部门劳动力除以總人口得到，r代表工业部门人均能源消耗，以万吨标准煤数量比总人口可得。 　　数据处理及实证结果 　　（一）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贵州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贵州省统计年鉴》（1992-2016）和国泰安数据库。作为近三年来gdp增速均为全国前三的省，贵州的城乡一体化增速始终处在较高水平，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进出口对其经济发展影响并不显著，相对符合本文模型的设定。首先本文采用eviews8.0对各生产要素指标、城市成本指标进行了adf检验，检验过程中采用sc准则确定之后阶数，同时设定原假设为各变量有单位根。结果显示：所有模型内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上均服从原假设，而其一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由此可见，lny（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