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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明星命运看民国时期电影明星制度的利弊 　　【摘要】明星制度指20世纪初在好莱坞形成的以演员为中心的商业制度，旨在吸引更多的观众。明星制度传到中国之后，在民国时期的电影业曾一度盛行。然而，尽管明星制度使得当时的电影业与报刊商品行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许多明星，尤其是女明星在明星制度下获得成就的同时却也难逃悲惨的命运。本文将通过展现女明星们的命运起伏来分析明星制度。纵使明星制度对社会很多方面有着促进作用，但总体而言，还是弊大于利的。 　　【关键词】民国电影;明星制度;好莱坞电影;女明星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明星制度最早由美国环球公司的卡尔·莱默尔发明，是当时美国好莱坞制片厂制度逐漸发展的成果。在制片厂制度下，制片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制片企业采用流水线式的制片方式使个人的创造消融在集体合作之中。而在20世纪20年代，各公司开始发现观众对某一明星的喜爱可以创造更高的票房价值，便互相挖墙脚，争夺明星。明星的身价因此越来越高，明星制度应运而生。 　　中国电影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如好莱坞电影产业链般成熟的明星制度。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电影业已有近似于好莱坞明星制度的端倪出现。尤其在女明星中，大量“名角”如胡蝶、阮玲玉等受到追捧，成为第一批具有“明星”意味的演员。明星制度无疑给她们带来了辉煌的事业成就，但同时也过度消费了她们的私生活。本文将通过展现民国时期女明星们的命运，分析明星制度的利弊。 　　一、明星制度的成因 　　首先从心理机制看，明星制度满足了人们对光鲜生活的幻想以及窥探他人的欲望。刘宏球在《论中国早期电影女明星现象》一文中指出：“女明星的脸和身体同样与现代化的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中国女明星的前卫与时尚自然也建构了中国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1]观众们通过观赏荧幕上光鲜亮丽的女明星们的“摩登”生活来实现对幻想的实感化。对普通百姓而言，明星制度拉近了他们与女明星之间的距离，报刊杂志对明星情感八卦的报道也使得女明星的形象更加“接地气”：她们不再是荧幕上遥不可及的“星”，而跟大众一样也是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这种心理机制使得明星制度得到普遍推广，明星们也越来越成为市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明星制度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在1900-1910年代，好莱坞在制片厂制度盛行的时期依然对演员的姓名等隐私信息采取保密措施。当时的观众就算对银幕上对演员产生好感也无法获得除演员表演之外的任何消息。此时，好莱坞莱姆尔公司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公司聘请当时颇受欢迎的女演员弗洛伦斯·劳伦斯，并大肆广告宣传。1910年，他们先在报纸上刊登了弗洛伦斯·劳伦斯遇刺身亡的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然后报刊又出面辟谣，并刊登广告对其主演的《破碎的道路》《定时锁保险柜》等影片加以宣传。这种手段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弗洛伦斯·劳伦斯获得大量的公众注意，其电影也收获了大量的观众，为莱姆尔公司创下了惊人的收益。明星制度到了中国的商业社会中依然适用：愿意为了明星买票看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大街小巷张贴着女明星的宣传画报，各种八卦杂志供不应求。不仅如此，各种品牌厂商也开始找女明星作为代言人，最有名的如胡蝶香烟以及力士香皂。胡蝶香烟在封面印上胡蝶的肖像，而力士香皂则是用较大的版面刊登女明星们的亲笔签名等。消费者们出于对女明星的崇拜以及自己也想变得同女明星相像的愿望，竞相购买此类产品，大大刺激了当时的消费。 　　二、女明星们的辉煌事业 　　明星制度将女明星们的电影事业推向了巅峰，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以胡蝶为例，作为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以及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啼笑因缘》的主演，胡蝶在观众心中的地位很高。加之在明星制度下电影公司对其的包装，她在观众心中基本树立了“高贵大气”“礼貌谦和”的形象。其电影事业上的成功为她赢得了大量的崇拜者。胡蝶曾三次摘下“影后”桂冠，被观众们封为“电影皇后”。“电影皇后”的选举活动由《明星日报》发起，胡蝶得到了21334张选票，力压同时竞选的二三名陈玉梅与阮玲玉。由于胡蝶是一名爱国电影人，在其当选之后《明星日报》便以“爱国”为包装为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加冕仪式，从此“电影皇后”的美名便与胡蝶相伴随行。即便之后有人指出胡蝶的当选其实是电影公司的舞弊所得，但依然无法撼动其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而女明星们各自在电影事业上的辉煌成就也为她们赢得了不同的美名，如“无冕影后”阮玲玉、“南国影后”陈云裳、“不戴桂冠的影后”周璇等。可以说，明星制度为女明星们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使她们成为了最大的获利者。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以女性为题材的、反映妇女命运的电影。如张石川导演的《脂粉市场》、郑正秋导演的《姊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