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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论宋明理学 　　摘要：章太炎一生治学所谓“转俗成真”而“回真向俗”，故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较少论及宋明理学且评价不高，当受其古文经学背景以及佛老学养之影响。后期则对二程、朱子、王阳明都有较多肯定，至于程朱、陆王异同之辨析，则更多认同陆、王，同情“朱子晚年定论”之说，支持《大学》“复古本”，批评程朱《大学》诠释之“格物”“新民”二说。然而章太炎并未站在门户分歧的立场，与其“新四书”建构等儒学观一致，其朱、王之争或《大学》诠释出发点都是“修己治人”之学，其中又包含着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章太炎朱子学阳明学朱陆异同儒学观 　　章太炎一生的治学，始于古文经学，后转佛学、西学，再以道家之庄学融会贯通，而建构其独特的“齐物”哲学。至于儒学，则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方才渐渐由批判转部分接受，晚年倡导读经读史，所谓“粹然儒宗”，也就有一个逐步重新评价儒学的过程。对于宋明理学的认识，也不例外。这也就是其所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其前期“转俗成真”，至《齐物论释》而止;后期“回真向俗”，虽不废小学之类，然重点则转向儒家经史，从而重新评判宋明诸儒。 　　首先可以看一下他的两次学术的自述，在1914年的《自述学术次第》之中说：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 　　此时正是章太炎重新认识儒学的开始阶段，经过了一番《齐物论》新释之后，他认为佛法虽然很高明，但不适用于政治社会，故而需要重新解释老庄玄学;也需要“兼许宋儒”，即使与佛法相比则“邈焉不相逮矣”。他主要还是从老庄玄学的角度来看宋儒之学，则认为二程还不错，而朱熹、陆九渊则依旧多不可取;而二程可取之处还在于“下宜民物”，也即可应用于政治社会，如结合清代戴震的新思想则可到达“在夷、惠之间”，也就是说宋儒之学中当加入伯夷、柳下惠之节操。 　　到了1916年，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重新叙述了“思想迁变之迹”，概括而言则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对程朱、陆王有不同的态度：其一，“少时治经”，“继阅佛藏”，此阶段则以为“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其二，等到“释齐物”“玩爻象”，开启“以庄证孔”的阶段，尚依旧认为“程、朱、陆、王诸儒，终未足以厌望”;其三，也当是学术的成熟阶段，即被袁世凯禁锢两年之间，“重绎庄书”，“操《齐物》以解纷”，然后方才认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主静、主敬，皆足澄心”。章太炎说： 　　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今若窥其内心，通其名相，虽不见全象，而谓其所见之非象，则过矣。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 　　深研佛学与《齐物论》之后的章太炎，方能做到“割制大理，莫不孙顺”，也就可以更好地评说与应用宋明理学了，认为程朱、陆王其实与王弼、蔡谟等魏晋玄学家，也处于伯仲之间，但就名相而言，则还是在“见全象”与“所见之非象”之间，尚不能得其真，然而皆为有用之学。进一步来看，儒学有好玄谈的，也有好实事求是的，有主静也有主敬，这些都可以实现“澄心”，都可以实现外在的“利物”与内在的“遣忧”，可以让程朱、陆王“各从其志”。“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则是说汉宋之争，也是没有什么必要多纠结的，其实这也是其一生的态度。 　　结合这两篇自述，则可知章太炎在其自身的哲学建构完成之后，方才重新钻研宋明理学，并对程朱、陆王之异同等问题，都作了较多的辨析，從而形成其重构儒学的新理念。 　　一、前期之论宋明理学[见英文版第41页，下同] 　　不过在讨论章太炎后期的宋明理学观点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其前期对于宋明理学的基本看法。其前期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较为典型而笼统地论及儒学的文章有《论诸子学》：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肈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 　　孔子思想对于中国最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