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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威道德教育中“有用的好人”及其培养 　　摘要杜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主张在民主社会中，道德教育要造就以能生活得像一个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贡献和他所得的好处保持平衡为主要特征的“有用的好人”。培养“有用的好人”，反对直接的道德教学，应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主动作业”为手段，注重纪律精神的培养为基本策略。 　　关键词民主社会道德教育有用好人主动作业 　　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在他的政治、教育和伦理学等研究领域，主张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基础上改造哲学、改造经验、改造知识和改造社会。因此，杜威以经验论和认知观为核心，主张哲学要立足生活，关注现实的人，以培养具有应付人生事务的民主公民。在伦理学领域，杜威主张民主社会中的道德教育以培养“有用的好人”为要义。 　　一、民主社会：“有用的好人”的生活环境 　　民主社会是杜威的社会理想，杜威试图通过改革传统教育建立民主社会。在民主社会中，公民要学会过民主的生活，民主是公民的生活方式。“有用的好人”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自然也要把握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杜威所倡导的民主社会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既要代表着更多数量和更多种类的共同利益，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对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二是既要体现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的相互影响，又要变革社会习性，通过处理由于多方面的社会交往带来的新情况，社会习性得以持续地重现和调整[1]。换句话说，民主社会中社会成员要有最大多数的共同利益，同时社会成员之间必须能够自由地相互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改变社会习惯。 　　民主社会中必须具有共同利益的民主共同体。如果不同群体之间没有共同利益，或者共同利益很少，社会成员之间就缺乏自由的交往。共同利益着眼于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若民主社会中缺乏共同利益，那么这必然会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活动将被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各自的经验无法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流，人们的活动范围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处于较低地位的社会阶层，其社会行为就更加循规蹈矩，而在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其社会行为就更加任性、漫无目的和单调”[1]。如果共同体中的公民具有共同的利益，或者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群体，共同体内部成员或者不同群体都有值得共同称赞的目的和福利，因此成员与成员之间就会相互沟通和交流，不同群体之间也会互相流动，当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公民也会从当下的社会生活方式中汲取优良品质，并借助它们来批判不良特点进而提供变革的方式。 　　民主社会中，除了要具有公共利益的共同体，同时不同的社会群体必须互相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改造社会。通过群体的相互影响，可以活跃和開拓精神生活，扩大和物质环境的接触，必然引起社会的改造。因为，杜威认为“民主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彼此交流经验的方式。社会成员参与一种共同利益的社会行为，他们必须参照别人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有方向”[1]。民主作为一种人类彼此联系的方式，不仅包括个体积极的参与讨论、辩论、政治活动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担性的允诺，依靠劝服和劝服的能力以及借助于理性而被劝服”[2]。在民主社会中，个体积极参与到引导和形成共同体行为和价值的活动中，通过个体参与共同体的活动，个体和共同体都得到成长。 　　二、好而有用：有用的好人的特征 　　杜威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一个人不仅成为好人，还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好人。所谓有用的好人，就是他能像一个社会成员那样生活，在和他人的共同生活中，对社会的贡献和所获得的益处能保持相对平衡”[1]。换言之，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在道德上不仅仅是个好人，而且还必须有用。 　　1.“好”实现在保持平衡的交往中 　　民主社会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行为路径，遵循共同的价值追求，拥有共同的目的。为了满足共同的需要和目的，要求社会公民加强思想的交流和维持感情的和谐一致。因此，在实践理性方面，需要培养“好”人，“好”即“不恶”，是民主社会对个体的道德要求。杜威认为，“纪律、自然发展、文化修养、社会效率，这些都是道德的特性——都是教育工作所要促进的一个社会优秀成员的标志”[1]。“好”既是民主社会对个体的外在要求，也是个体在道德方面的内在诉求。而在杜威看来，民主社会对个体道德外在要求只有内化为行动者本身的目的和兴趣，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的”人。为了保证品行正当，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关注行动者及其行动赖以维系的条件。除非外在的压力或影响不再是外在的，也就是说，除非外在的压力和影响化入行动者本身的目的和兴趣，否则的话，没有一定的外在压力或影响就不能确保品行正当。但是，另一方面，除非个体的正当计划反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