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docxVIP

大众化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摘要]瞿秋白和葛兰西共同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们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都接受了列宁领导权理论的影响。这两位分属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位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革命和思想启蒙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二人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因此二人尤其在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大众化”策略这一点上，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由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差异，二人的文化理论在后来的历史中遭遇了迥然不同的命运。对二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文化革命精神和道德改革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20）01-0035-08 　　瞿秋白（1899—1935年）和葛兰西（1891—1937年）是两位“未相会的战友”[1]27。二人在理论上并无互相影响之处，但他二人处于共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并分享着共同的来自列宁的理论资源，且各自代表了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早期引进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本土化的成就，因此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对二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刘康指出了瞿葛二人文化理论的三个共同特点：第一，均强调知识和道德改良的任务与民族大众文化运动相关联;第二，都提出了发展革命语言和审美形式的任务;第三，都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经济论”的趋向[2]81-85。此后又有研究者就二人的国家理论、文化领导权理论、知识分子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将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二人是如何接受列宁的影响，并把文化革命、文艺大众化以及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机结合作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具体途径。这对我们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具有启示意义。 　　一、从领导权到文化领导权 　　瞿秋白和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核心内涵均来自列宁的著作。在《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经济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思想倾向，他提倡无产阶级“应当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即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3]581。在《马克思主义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等文章中，列宁又批判了以列维茨基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认为他们“放弃领导权思想”的行为会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灾难。他说道：“正是认识到领导权思想，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这种思想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才把各种行会的总和变成阶级”[4]113，“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4]310综上可知，首先，列宁的领导权概念是指无产阶级要在革命的阶级联盟中掌握政治领导权;其次，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仅仅只是停留于经济主义的诉求;最后，要重视理论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脫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3]327。换言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掌握政治的和革命的领导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莫斯科和列宁是瞿秋白和葛兰西的交汇点。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前往苏俄采访，1921年1月抵达莫斯科，1923年年初，随陈独秀一起回到国内。1922年5月，葛兰西赴莫斯科参加会议，直至1923年11月才离开。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瞿秋白作为中方代表的翻译官，葛兰西作为意大利代表，共同参加了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二人是否有过交流已经无从考证，其可能性想来也不大，但这次莫斯科旅行均对二人后来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瞿秋白回国后，于1923年9月写成《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其主要思想就来源于列宁的《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瞿秋白在这篇文章中首次运用了领导权概念：“马克思主义断然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之阶级的独立。然而他分‘平民’为‘阶级’，并非为着使这先进阶级闭关自守只干工会运动，而让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单独发展;而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以最大的毅力为全体平民的事业而奋斗，领导全体平民。——当然不是在某某委员会里占着几把交椅，就算得了领导权;而要组织群众以实力表示无产阶级在政治中的影响。”[5]205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中，瞿秋白使用了“领袖阶级（class-hegemony）”和“领袖权（hegemony）”两个概念，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领袖权”之途径和必要性。 　　佩里·安德森在《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