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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转折 　　2017年年底北京市朝阳区一家红黄蓝幼儿园爆出的虐童丑闻如同是一根导火线，使得民办幼儿园的生存状态发生转折。 　　学前教育是国内教育领域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阶段，尤其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敲定后，幼儿园格外受到资本青睐。然而虐童事件爆发后，民办幼儿园集体承受舆论压力，还有随之而来的强监管。 　　震荡始于中央2018年11月7日下发的《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读幼儿数量需要达到所有在园孩子数量的80%。 　　普惠园一般指公办幼儿园或者提供普惠性服务的民办幼儿园。2019年2月，北京出台《北京市普惠性幼儿园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民办幼儿园的登记性质为非营利，且要在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工队伍内部管理五大方面督导评估获得c级及以上才能申报普惠性幼儿园，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该区规定2018年一级一类、二类普惠性幼儿园保育教育费为每生每月750元，同时可获得每月1000元的生均定额补助。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数据推算，政策要求的转变约涉及323万名儿童，占到非普惠幼儿园在园人数的25.7%。 　　《若干意见》还规定，小区配套幼儿园需要建成公办园或民办普惠园，这使大量坐落在小区内的幼儿园担心起自己的命运。 　　2019年1月，国务院下发通知，对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提出要求和时间安排。尽管各地财政状况苦乐不均、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不一，民办园转制为普惠幼儿园的工作已雷厉风行地推开，参照全国“80%”的目标，各地已经开始行动。 　　面对这一形势，民办幼儿园和这一领域的投资者都需要做出选择。 　　担心投资“打水漂” 　　“不敢投资了。”2019年年初，在湖南一座四线城市运营着一家幼儿园的胡格，搁置了顶楼场地设置一套电动玩具的计划。 　　2019年春节前夕，胡格照惯例将办学许可证交给教育局年检。有工作人员提醒他，小区幼儿园的办园者必须填报申办非营利幼儿园的表格。 　　尽管过去的民办幼儿园和学校都会登记为民办非营利机构，但事实上一部分可获得合理回报，它们对应着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认定的营利性学校。 　　但如胡格一样，大量幼儿园和学校如今都面临着登记为“营利”或“非营利”机构的选择。 　　若选择“非营利”，意味着举办者不再能够从办学结余中分红，节余的资金必须投入学校再建设。虽然现在还没有明文规定非营利学校的举办者的薪资水平，但有另外一条红线，如果学校要申请免税资格，其员工平均薪资不得超过所在地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这阻断了学校通过高薪酬来变相分红的可能性。 　　根据《若干意见》要求，2019年6月底前，各地要制定民办园分类管理实施办法。不想将幼儿园转成“非营利”的举办者只能等待地方细则出台，他们还不清楚，如果选择“营利性”未来意味着什么。 　　胡格所在的小区仅拥有这一家幼儿园，但他极力否认自己运营的是“小区配套幼儿园”。多年前，他花800万元从小区开发商手中买下幼儿园，三年前刚建设好的园舍被交付给胡格，并办下了房产证。开发商称这是一块出让用地，并非划拨用地，不附带任何优惠政策。 　　胡格过去曾租房办园，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办一所当地最好的幼儿园。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从母亲、岳母处借钱，还抵押自己的住房从银行借出130万元。除了购买不动产，装修、设备、消防、校车又花去了他大笔资金。 　　目前，胡格的幼儿园有三层，建筑面积共1500平方米，38名员工。第一个学期只招到17个孩子，三年过去，增长到9个班280个孩子。最近一年开始，幼儿园才渐渐有了一些收入，上学期的利润约为20万元。 　　胡格担心，如果选择成为“非营利”，他的投入将“打水漂”，考虑过后，他拒绝填写登记表格。 　　胡格的遭遇并非个例。关于民办幼儿园园舍的产权归属一度存在争议，直到近年，各地才规定小区配套园的产权或管理与使用权归属教育主管部门，用于建设公办园或普惠园。 　　事实上，小区幼儿园房屋存在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和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并且现有小区民办园举办者于当时申请办学许可证时也不需要提供幼儿园房屋产权证，因此举办者无法了解、无从判断和认定小区的幼儿园是否属于公建配套。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教育产业资深律师程知音建议，配套幼儿园转制成普惠园，应由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发改委等联动调查，并要求开发商协助提供小区配套园的建设规划文件、土地出让公告和出让合同等文件，方能在整改中得到举办者的理解。程知音担心，如果强行转制，或者让举办者自证幼儿园不是小区配套园，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