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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模式转变影响下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 　　摘要：世界遗产影响效益分为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类型，而世界遗产的遗产类型、区域基础、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保护政策、发展目标等诸多因素，均会对入遗效应产生影响。详细的数据比对和定期访谈、问卷监测表明，鼓浪屿的申遗和入遗过程对城市形态、商业业态、社区品质均产生了明显影响。与其他遗产地相比，鼓浪屿由此前游客量至上的旅游模式转变为注重旅游体验与社区需求、平衡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可持续模式，证明随着遗产理论和文化实践的发展，广受关注的“入遗效应”也有了目的和方向的转变和拓展。 　　关键词：入遗效应;鼓浪屿;世界遗产;旅游模式;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世界遗产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和其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探讨入遗效应及影响、评估现有遗产地的成本和收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引发学界关注，如英国、加拿大等国对多处申遗备选地点所作的经济社会效益影响预测报告、对本国世界遗产地的入遗经济效益所做的整体评估和比较研究。亚太地区遗产地旅游对文化和环境的影响等一系列报告。。鉴于世界遗产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从保护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学界普遍认可世界遗产具有社会、经济和环境三方面的影响效益（见表1）。 　　本文将选取旅游这个经济效益的代表层面，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手段，探讨入遗效应在鼓浪屿这一案例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对经济发展、社区生活、城市形态、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一、申报前鼓浪屿的旅游模式及其影响 　　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厦门市的鼓浪屿，因其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特殊的管理模式、文化交流状态以及由此在住区和景观营造上表现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在有机城市肌理中表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识互鉴和文化融合，以及缓慢的自我转化，于201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 　　与许多因列人世界遗产带来的品牌效应促使旅游业迅猛发展的遗产地不同，这个面积仅1.88平方千米的小岛，早在申报之前就获得了旅游业腾飞的契机。2010年底，按照中国国家铁路网规划“四纵四横”策略，包括厦门北站在内的一系列福建沿海高铁站建成，大大缩短了进出这一区域的时间。以北京为例，此前北京至厦门的火车运行时间将近30小时，高铁建成后缩短为10小时左右。基础设施的改善迅速带动了福建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鼓浪屿年均游客量持续上升，在暑假、国庆假期等黄金时段已经接近修编前的《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2025）》测算的上限（日均最大6.5万人次）。 　　旅游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岛屿经济业态。以家庭旅馆这一岛上主要旅馆形式为例，2008年6月鼓浪屿在册的家庭旅馆仅有12家，2011年这一数字增长为126家;此后有关部门暂停了鼓浪屿家庭旅馆的审批，但其产业规模仍在不断扩大，至2013年，据估算，合法注册与私下设立、不规范经营的家庭旅馆总数已达到500余家。与之类似的还有以“大排档”为主要形式的低端餐饮业、海产品流动零售业等，均在2010年后随着游客量、尤其是团队游的快速增长迅猛发展起来。 　　旅游业态的改变随之冲击了原本的城市肌理和空间形态。比如岛屿中部的泉州路、安海路片区，位于笔架山与日光岩包夹的山坳里、岩仔脚传统聚落西北，该街区是历史上华人华侨兴建的洋楼住区，以基督教三一堂为街区重要节点，较大的建筑密度和不大的建筑体量结合，随地势起伏而建造的步行道路，形成了尺度宜人、幽静和谐的居住空间（图2）。但在激增的游客冲击下，以泉州路24号为代表的一些建筑，被改造为大排档和露天烧烤摊，虽然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提升，但噪音、油烟和污水等污染源严重破坏了岛屿历史景观。 　　这种盲目扩张式的旅游模式也给社区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轮渡是往来鼓浪屿和厦门市区的唯一通行方式，而游客数量激增大大挤压了社区居民的正常通行空间，成为促使本地居民不断外迁的因素之一。截至2012年，鼓浪屿户籍人口降至14.049人，常住人口年均下降比例达3.16%，且老龄化倾向明显、高學历人口比例下降明显。与此同时，游客的体验也并不美好，诸如“厦门鼓浪屿遍地烧烤摊‘音乐岛’变‘烧烤岛’”等负面评价层出不穷。 　　2014年，鼓浪屿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鉴于鼓浪屿彼时的压力和旅游现状，厦门市政府和鼓浪屿管委会希望借助鼓浪屿申遗的契机，推进旅游管控，保护和更好地展示鼓浪屿核心文化价值、提升鼓浪屿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保证社区居民生活品质、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这成为鼓浪屿与其他提名地在申报目的上的一个显著不同，即鼓浪屿并不需要借助入遗效应带动旅游，反而希望借“世界遗产”的高标准来实现对游客的管控以及对岛屿定位的转变，最终达到更好的阐释价值、提升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