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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精神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法律的伦理化, 另一个是隐藏在法律伦理化过程中的伦理的法律化。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法制和法治是不可持续的。但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当伦理精神尚不充分而又不得不保持社会秩序时，法律文化建设就必须先行于伦理精神的建构。本文在阐述传统法律结构、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化的成因以及对伦理精神的评价。 关键词：传统法律；伦理精神；起源 伦理精神是法律文化的基础，而不是相反。一个没有伦理精神的法制和法治是不可持续的。法律文化建设就必须先行于伦理精神的建构。此种现象可称为“返身求助”或“倒逼”。然而法治先行会使人产生错觉———法律至上主义或泛法治主义。片面、片段思维乃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最危险的因素。“长治久安”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期盼，而且也是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东西。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人们寻找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之秩序基础时所必须坚持的哲学维度。从社会历史“是其所是”的逻辑着眼，将伦理精神视为体和源，法律文化视为用和流，这不是一种意见和直觉，而是事情本身。要把这种事情本身发掘出来，澄明于世，必须做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 一、传统社会结构与伦理精神 （一）传统社会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的沉思可有两种哲学路向: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前一种方式旨在描述结构的样式，找寻出最为基础性或原初性的力量，即所谓本体，显现出体、用、型;后一种方式意在揭示出此种结构得以原始发生的历程，揭示向来“是其所是”的逻辑得以演进的历程。传统社会既可指一种大体上的断代史，也可指一种社会结构范型。作为一个结构类型，可从四个方面透视传统社会。生产方式是决定传统社会之为传统的原初性力量。种植(农业)和养殖(畜牧业)是两种主要的生产方式，其间有或发达或不发达的商业，甚或有金融业，但基本上是围绕着畜牧产品的初级交换而进行的，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是没有的。而农业和畜牧业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在劳动与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土地要么是耕地成为农业的基础，要么是草原成为畜牧业的基础。借助耕地和草原，人们日复一日地劳作。这种劳作与人们的需要处在自然的关系中，人们不会超出他们的实际需要而去创造更多的剩余物。人们严格地受到身外的自然和自己的自然的限制，他们过着固定、重复性的生活，过度的欲望甚或贪婪是不可能被大规模配置起来的。适度、自然、恬淡、闲适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样式。被这种自然而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就必定以熟识的、地缘式的方式出现。由于没有广泛而持久的交换，人们之间互换的是礼物，而礼物所呈现的是人类学的内涵———感情与意志的交流。在生活中大约可流动的物有多种，但惟独土地是固定的，于是以土地为生计的农民、牧民、山民、渔民被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空间内，家庭、家族和村社成为了人们须臾不可分离的生活空间。人们以自然地理为边界，形成了山寨村庄。人们视异村的村民为陌生者，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戒备。而在朝夕相处的家庭、家族和村社中，每个成员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亲人”，都以血缘关系式的称呼和辈分交往、交流着。这是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上的生活共同体。在生活上，人们只有自然时间概念而没有社会时间范畴，高度的重复感保证了高度的安全感。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伦理精神。对这种伦理精神的研究可有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两种致思范式。传统方式造就了与之匹配的伦理范型，而伦理范型一经形成又返身嵌入到三种方式中，甚至作为社会遗传基因决定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伦理精神体现 在千百年来重复进行的生产、交往和生活中，人们建构起了严格的家法和村规。家法和村规并非是由权威机构经反复讨论制定出来的，而是一种风俗、习惯、惯例、巫术、禁忌等等，它们是千百年来 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先行于个体的一切知与行。因此，许多人以为中国人最懂得三纲五常等日常人伦，因而是最有德性的人群。如果从规范的效用上看，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性力量，几乎完全替代了法律文化，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较少使用律法，因为律法是德性失效以后的救济措施。然而正是这种显而易见的效用严重地遮蔽了传统伦理精神的先天缺陷:“耻感”伦理的有限性。我们可以说传统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已经深入人心，但人们并非真正自觉地理解它们，自由地运用它们，人们只是如此这般地行动着，从来没有追问过为何如此行动。关于行动正当性的证明并不来自于行动者的批判与反思，而是来自于惯性，即道德习惯。当人们处理反复出现的族群关系、群己关系时就会形成道德习性。它可能使人先天地丧失道德敏感性。道德习惯和强大的规范效用之最为深层的根源在于生活共同体的伦理性质。基于血缘和地缘之上的熟人社会，使每个人形成了根深蒂固且作用强大的亲情、乡情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