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劳改犯形象.docVIP

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劳改犯形象 一、引言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的张贤亮，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打压之后，开始对过去进行反思和忏悔，因而创作了一系列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 张贤亮的小说创造具有浓厚的心理小说的色彩。作者不再是叙述者，叙述者转而由小说中的主角来替代。小说中的主角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更多是在转述作者自身的思考，而故事的内容因此显得无足轻重。因此,自传性质的小说。在传达他们的想法和主导作用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系列的囚犯。这些劳改犯通过主角叙述出来，显得更有时代感和真实性。 从古至今，对劳改犯的描写的数量上没有作家超过张贤亮，劳改犯的形象塑造是作家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本文试从刑事犯和右派知识分子来分析张贤亮小说中的劳改犯形象，并把右派知识分子作为重点分析对象。 二、张贤亮笔下的劳改犯形象这一部分写了解营地的特点在的小说的形象,为什么这些囚犯将比其他作家更有吸引力,有哪些成功的地方,而不是仅仅一个类。 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来，张贤亮的生活中便少不了劳改犯这个词。那三十多年以来，他无时无刻不在跟劳改犯接触，包括连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观察那个年代下的劳改范的生存状况以及作为右派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挣扎。因而张贤亮小说中的劳改犯，除了具有一般劳改犯的特点，还富有时代感，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特点也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劳改犯所没有的。作者在小说中所陈述的劳改犯自身的思考，无论是从劳改角度上，还是从人性上都更加深刻和引人反省，劳改犯怎么可以代表每一个人？ （一）原始性情的刑事犯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刑事犯是一群犯了罪的 “恶人”，他们违反了法律，是社会的毒瘤。然而在张贤亮的小说中，刑事犯却一改常态，以一种“恶却恶得真实”的姿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叙述者的眼中便是真性情的无所畏惧之人，与他们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劳改农场里，这些刑事犯的文化程度是最低的，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有些甚至还不识字，因而也可以说是野蛮人，因为在他们身上，展现的是最原始、最真性情的性格特点。“我来了七百多天，熟知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有不同的衡量人的标准：在外面世界认为是不可靠的人，在这里却能靠的住”①这说的便是刑事犯。因为他们积习难改，而这却成为了他们最大的利器，也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大胆，在劳改农场无恶不作，他们“偷”、“跑”、“耍死狗”、“骂队长”、“嘲笑右派知识分子”，这是他们的生活常态。他们也不要脸，“好汉子怕懒汉子，懒汉子怕囊膪，囊膪怕个不要脸的！”②这是文中的一句谚语，却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了刑事犯的厚脸皮。对于右派知识分子来说，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起码的生存的问题，二是精神上的考验。然而就是因为当时的特殊环境，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才愈加迫切和急需解决。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需要有精神追求的，精神的追求能让自己不丧失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而另一方面，生活、劳改带来的压力和饥饿感却让他们的身体不自觉地朝着物质方面去寻求满足。 除了这类野蛮的刑事犯，然而也有如朱振邦那样的有头脑的人。“我发觉没有多高文化程度的人常常比知识分子看事物还准确，还入骨三分。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真实的感觉而不轻信书本上、报纸上、条文上的说教，高深玄妙的伦理休想灌进他们的耳朵”③朱振邦便是如此。他是那种敢说“低标准瓜菜代”是“用木刀子杀人”④的人，对于他人的批判，他满不在乎，知识分子害怕的事，朱振邦是毫无畏惧的无论批判者们骂得多起劲，他始终眼皮都不抬一下，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诸如朱振邦们他们身上也是存在着野蛮人的恶习，但不可否认的是，右派知识分子相比，“我”更愿意和刑事犯相处，起码他们身上没有猜忌， 这也是作者在描写他们时不是以一种批判的角度，更多的是一种赞扬和向往。 （二）右派劳改犯 回溯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改革的角度来描写社会，例如《龙种》、《男人的风格》等，另一方面是探索过去的生活的小说，例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者在小说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描写了大量的右派知识分子，通过小说中主角的叙述角度，进一步思考挖掘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1.矛盾的个体 作为张贤亮笔下的主体叙述人，部分右派知识分子不仅承担着叙述故事情节的责任，还传达着作者对于生活本质和人性的思考。无论是章永璘还是许灵均，他们都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原先的他们家境优越，受过良好的教育，然而，一场“反右”运动却彻底地摧毁了他们优越的现状。苦难的遭遇和现实的打击让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感到一种恐惧，一种被社会抛弃的不安和焦躁，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原先满腔的革命热情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彻底底地浇灭，只剩下被社会抛弃的孤寂和对前途未知的不安。诚然如张贤亮自身，在“团结就是力量”的引导下，他也曾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