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自治理——以腾讯公司为例.docVIP

FORMTEXT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自治理——以腾讯公司为例 摘要：互联网平台面临一系列独特社会责任新问题，也能够基于自身资源与能力优势进行有效自治理。自治理并非排他性自我管控而是参与治理。自治理与公共监管形态的“他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或互补关系。腾讯公司尝试通过价值观引导、技术控制、制度约束、跨组织治理等管控自身社会责任问题，但总体上更多是对周期性涌现的公众质疑与监管压力的被动应急回应。超前自治理有助于赢得良好监管环境、拓宽发展空间。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社会责任，自治理 一、引言 互联网平台异军突起是近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突出现象。2021年，京东、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我国领先互联网平台公司上榜《财富》全球500强，跻身世界级公司行列。普华永道截至2021年3月31日“2021全球市值100强上市公司”排行榜显示，我国腾讯和阿里巴巴进入前十强，分别位居第7和第9，经济实力与发展潜力可见一斑。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不仅正在改变经济活动组织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也诱发诸如网络欺诈、网络沉迷、隐私泄漏、版权侵权、数据滥用、算法歧视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责任新问题。这种基于快速迭代更新发展技术与商业模式的社会责任新问题，一方面“倒逼”有关公共部门创新治理理念与治理工具，另一方面也要求互联网平台基于自身独特能力与资源优势，进行积极主动的自治理。 二、自治理与“他治理” 从治理对象与治理主体的不同关系看，社会经济活动治理可以分为自治理与“他治理”。其中，“他治理”是指政府等公共机构从外部对治理对象施加影响与控制，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相互分离，前者“监管”后者，后者是监管对象。长期以来，政府等公共部门作为典型的“他治理”主体，在社会经济治理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其主要治理工具是立法与行政监管。其中，立法治理从顶层制度设计角度界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边界。近年来，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章“网络保护”（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8月）等，在互联网平台社会责任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行政监管治理方面，我国相关行政管理机构不仅依法依规对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接管理与控制，也创造性地通过“约谈”方式约束与震慑互联网平台不良行为。例如，2021年9月8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约谈腾讯、网易等主要网络游戏企业，进一步明确要求其在未成年人游戏沉迷防治方面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自治理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自我管理与控制，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合二为一。但自治理并非排他性自我管理与控制，而是政府主导下的参与治理，是共同治理条件下的自我约束与规范，其实质是社会治理职责的再分配。政府等传统公共治理主体让渡部分治理职责给企业等私人部门，企业等传统意义的纯粹经济主体因此不仅是治理对象，也是治理主体。从自治理主体是否采取联合行动的角度看，自治理可以区分为共同自治理与独立自治理两种不同类型。共同自治理是指同行企业通过参与行业协会或组建类似行业联盟的跨组织（meta-organizations）进行自治理[1]，如美国电影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借助美国电影协会（MPA）对电影作品内容进行自我管理与控制。1968年以前，美国电影协会主要基于其1930年颁布的《海斯法典》（Hays Code）以高于法律标准对电影作品内容进行严格审查，1968年《海斯法典》废止后，主要通过基于年龄的5级电影分级制度，对电影作品生产进行指导与规范。独立自治理是单个企业的自我管理与控制，如我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C2C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不仅在事实上直接管理与控制平台双边用户尤其是卖家用户的准入资格与交易过程，也借助双边用户评级评价系统所形成的声誉机制，有效缓减平台双边用户诚信问题，尤其是卖家用户交易诚信问题。 无论从相关历史经验还是现实情况看，“他治理”与自治理一定程度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一旦行业（企业）基于短期利益放弃应有的自我管理与控制，政府等公共监管机构必然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强化监管，行业（企业）发展甚至生存空间将受到压缩。另外，如果特定条件下公共监管机构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治理工具而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与控制，行业（企业）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技能与资源优势进行有效自治理。基于在平台经济系统中的核心与控制地位，互联网平台在自治理方面拥有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首先，互联网平台作为交易撮合平台，拥有足够充分的信息与手段进行有效自治理。平台不仅能够通过聚集双边用户直接获取双边用户信息，也能够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低成本地掌握双边用户行为方式信息。因此，平台相对于公共部门等“他治理”主体而言，拥有更加充分信息进行精准治理。其次，互联网平台作为双边用户的管理与控制中心，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