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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建设中“乡村不动”问题的成因与化解 刘少杰，周骥腾(1.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合肥 230039)一、引 言在中国，乡村建设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历史传统，一直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核心内容。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百年来中国的乡村建设实践始终围绕着如何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如何积极有效地进行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战略问题。网络社会的到来给乡村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赋予了乡村建设新的时代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进一步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指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当前的数字乡村建设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以乡村信息化发展为主要抓手，具有不同于过去乡村建设的崭新内容，开启了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探索网络化时代乡村社会新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数字乡村建设的学术研究滞后于发展需求，学界尚缺少对数字乡村建设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理论层面上的剖析和总结[1]。鉴往知来，要深入理解当下数字乡村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推进路径，解决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就要将其嵌入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与群体实践的民国乡村建设行动，不仅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为乡村社会发展做出了艰苦的探索，也为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和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历史经验[2]。本文从梁漱溟在反思乡村建设运动时所提出的“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这一问题出发，系统梳理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并基于课题组在全国20个乡村建设试点县和重点地区所搜集的经验材料，对数字乡村建设行动中的“乡村不动”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了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乡村行动”根据与路径。二、“文字下乡”中的“乡村不动”(一)乡村建设运动背景下的“文字下乡”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帝国主义入侵、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现代资本主义剥削等内忧外患，乡村社会陷于经济凋敝、政治失序、社会解组、文化失调的总体性危机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逐步兴起，开展了一系列以乡村为基本单位，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救亡图存运动和社会改良实践。正如梁漱溟所言：“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3]21以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以及黄炎培等人的探索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走进乡土，投入到乡村改造的建设实践之中，先后设立的实(试)验区(县)有1000多处，参与其中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尽管参加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属性和背景比较庞杂，乡建模式、措施和侧重点也多种多样，但他们对乡村社会的核心关切和推动乡村建设的现实任务是一致的——都旨在推动传统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发展，避免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衰落，探索使乡村利用现代化知识、生产技术、组织方式等获得新的发展的整体性解决思路、方法和方案[4]。诸多乡村建设实践都聚焦于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具体举措，改造农民、再造乡村、复兴经济，进而建设现代国家[5]。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政府和社会各界通过建设实验区、开展文化教化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现代化的知识、技术、制度、文化等引入传统乡村社会，以提升乡村的现代化水平，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推进的主要路径。就像费孝通所指出的，乡土重建的基本问题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基地乡村里去”，以及推动作为现代知识“人的媒介”的知识分子更好地深入乡土[6]。这一行动路径被学术界总结为“文字下乡”[7]。在“文字下乡”的建设实践中，以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菏泽和济宁的实验，以及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衡山和新都的实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2]。梁漱溟强调乡村社会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传统社会构造被破坏所导致的文化失调，故而要开展乡村建设，就需要建设“新礼俗”，形成新社会秩序，汲取“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实现“中西具体事实之沟通调和”[3]146。在其乡村建设理论的指导下，梁漱溟开展了七年的乡村建设实践探索，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以“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为实践载体，重建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