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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企业出海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机理研究 陈 兵， 杨鎏林(南开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350)一、问题的提出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和关键性创新要素。根据中国信通院2022年12月发布的《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全球数据流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数据流动量每增加10%，将带动GDP增长0.2%，2022年全球数据流动量有望超过153 000GB/s，是2022年的9倍[1]。随着数据要素重要性的凸显，各国数据主权博弈日益加剧，数据主权将成为继边防、海防、空防之后，另一个大国博弈的空间[2]。掌握数据跨境安全治理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已成为我国防范、化解数据安全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的主力军即数字企业，其出海所产生的数据安全治理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及新型国际竞争的矛盾焦点。2022年9月2日，印度信息技术部以“有损印度主权与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为由，宣布禁止118个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此举实质上滥用“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3]。2022年12月3日，移动出行巨头“滴滴出行”宣布启动美股退市工作，将赴港上市，此时距离“滴滴出行”在纽交所挂牌上市仅过去了5个月时间[4]；2022年7月21日，国家网信办依法对“滴滴出行”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相关行政处罚，依法打击“滴滴出行”危害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此类事件的频发表明，数字企业出海产生的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已突破传统的商业竞争和利益争夺维度，向更深层次的数据主权和国家数据安全维度升级。面对愈发严峻的数据安全形势，我国相继颁布《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并出台《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评估办法(征求意见稿)》)《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等配套规则，对数字企业出海引发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问题进行监管，初步建立了以数据本地化存储为原则、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为例外的数据跨境安全治理模式。然而面对复杂的数据安全形势，数据本地化模式的实际效果并不佳，我国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升级。在国际层面，以数据本地化存储为原则的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同样面临多层次国际经贸规则的挑战。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为例，CPTPP注重追求高标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减少甚至消除数据跨境壁垒，实现并放大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数据优势和战略利益，对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本地化模式构成严峻挑战。在与CPTPP成员国的多轮贸易谈判中，有关我国数据本地化模式的讨论势必成为重点和热点问题。当前，有关数据跨境安全治理的研究较为多样：有学者通过梳理和总结域外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监管经验，提出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应对之策[5-7]；也有学者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背景下，聚焦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合规，探讨解决企业合规难问题的法治保障方案[8]；亦有学者在梳理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数据主权[9]、个人信息跨境流动[10-11]等视角完善和改进数据跨境安全治理方案。2022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健全完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相关制度规范”“依托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开展数字经济标准国际协调和数字经济治理合作。积极借鉴国际规则和经验，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12]。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推动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13]。聚焦于此，需充分重视数字企业出海背景下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加强与各国的沟通和协调，以提升我国在国际数据跨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主要挑战数字企业出海横跨多个司法管辖区，纵观用户、企业乃至国家等多个数据主体，其所涉及的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问题既包括国内层面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又包括国际层面的国家间合作。因此，有必要剖析数字企业出海背景下我国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所存在的“堵点”，为开展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数据安全治理国际合作提供有针对性的因应之策。(一)数据安全风险日趋加大，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有待完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