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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妮姑娘》中珍妮姑娘的悲剧——惩罚的仪式 研究者们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 《珍妮姑娘》的悲剧性。其中，杨柏艳和王瀛鸿﹙家庭观角度﹚指出，这部作品通过对两个传统的法律上成立的家庭的失败与第三个为法律所不容的家庭的温馨和惬意的对比，证实 《珍妮姑娘》的悲剧实际是家庭道德的悲剧。贺茜茜 （伦理学角度）通过珍妮一生中失身于布兰德到与莱斯特同居，再到被迫离开的三次重大选择，证实她的悲剧是遵从个人道德选择违背社会伦理规范的一出伦理悲剧。康春艳 （达尔文主义、宗教及性格角度）利用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核心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并指出，出身贫寒的珍妮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生存，不断地与外界环境斗争，因此，自然环境是导致珍妮悲剧的一个因素。同时，在当时，宗教的教条是衡量任何事情对错的准绳。珍妮欲与和她的父亲年龄相近的布兰德结婚以及她的未婚先孕，后来又与莱斯特未婚同居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教规，要受到惩罚，这是她悲剧的最大诱因。另外，她纯洁善良、无私以及虚荣的性格是其悲剧的内在因素。蒋道超和段秀艳 （传统道德文化、自然主义角度）认为，珍妮的价值就来自于她所象征的维多利亚式传统道德观念，是当时文化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具有文化性。同时，珍妮姑娘的命运遭遇是作者自然主义观点的体现，所以，她的悲剧也具有自然性。杜荣芳 （男权意识角度）认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实行的是父权制，在这样的只代表一个性别的父权制文化下，爱情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而女性在社会中处于 “第二性”的极其不利的地位，最终逃不脱社会制度 （例如婚姻制度）和男权意识的控制，这是造成珍妮悲剧不可避免的因素。陈玲玲 （女性意识角度）认为作者所塑造的珍妮姑娘是女性意识缺失的典范。珍妮在与参议员布兰德和莱斯特· 凯恩两个男人的关系中自始至终都是处于被摆布被施舍的地位，逆来顺受，毫无怨言，甚至被抛弃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替他们寻找借口，太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基本的女性意识。［3］ 然而，关于这部作品悲剧性的研究，仍然不够周详，仍需进行更全面深入的挖掘。试图从仪式的角度分析珍妮姑娘命运的悲剧性，证实珍妮姑娘的悲剧实质是她为自己举行的一个盛大的惩罚仪式。 一、研究理论依据 德国作家洛蕾利斯·辛格霍夫指出，仪式建构在代代相传的传统之上，并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不仅包括结婚仪式、出生仪式、葬礼仪式、念佛仪式和升旗仪式等各种有形的仪式，还包括一些无形的仪式，比如理性仪式，道德仪式等等。自古以来，这些仪式所包含的重要社会行为方式使人获得社会性，使人成为社会的产物，并且一直在帮助人们处理自己的感情和经验。通过仪式，人们可以在不同力量、不同视角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建立平衡。它不仅对人类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非常重要，同时也是灵魂、精神和整个人类存在的感性的食粮。比如，仪式能增强人们的喜悦感，并通过各种形式将其表现出来；人们能通过仪式丰富和扩展自我形象和自我认知，能从融合中得到安全感和稳定性；人们还可以用仪式庆祝生命的诞生，支持人生阶段的转变，增强与他人的联系，并赋予精神或心理事件以身体上的表达。［10］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社会就是人类各种共同意识的集合体。他特别强调指出，正是构成社会的这种种共同意识决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他还指出，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仪式才使这种集体意识在个体内心深处占据一定的权威地位，并对维持社会稳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 洛蕾利斯·辛格霍夫和涂尔干的论断都充分指明了社会仪式对人类生活、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而正因为它的这种重要性决定了任何违背社会仪式的思想或行为都是徒劳，都会以失败而告终。个人只有坚守社会仪式，仪式才会坚守每一个人。因为一旦违背，社会就会对个人的行为施以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惩罚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珍妮姑娘的生命遭遇正是对上述论断的一个很好的证实。在她的生命中，仪式的缺席使她在“家庭”中、生活中、社会中处于一种与第二性失衡的状态，一种精神食粮短缺的饥渴的状态，一种不安全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之上，最后遭受惩罚落得个鸡飞蛋打两手空空也是 “仪”所当然的。 二、利用仪式理论对文本进行细读 （一）婚姻仪式的缺席 1．与布兰德的结合 首先，珍妮姑娘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大旅馆里打工擦地板，寓居在这家旅馆的富有而名噪一时的参议员布兰德被她妩媚动人的美貌所吸引，便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珍妮面前，通过让她洗衣服以及救济她和她的家人等方式一步步俘获了珍妮的心，使本来就对布兰德有好感的她满怀感激之情投怀入抱，没有结婚仪式便失身于白兰德。珍妮的这一 “轻举妄动”，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无法给自己以个人安全感，注定以后的生活不会幸福。更为不幸的是，信誓旦旦的布兰德却在结婚前遽然病故，给珍妮留下了遗腹子。如果是结婚后布兰德突然离世，珍妮和她的孩子得到的将会是人们的怜悯，同情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