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跃于理论与实践间讲解.docVIP

跳跃于理论与实践之间（1） 龙宗智，1954年9月生于成都，法学博士，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后又 先后返校攻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曾任成都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四川大学教授。系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获取者，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评审专家，最高人民法院特邀专家咨询员。兼任重庆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政府首席法律顾问、重庆仲裁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等职务。 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学、凭据制度、司法制度。迄今发布专业论文一百七十余篇，学术漫笔近百篇，第一版著作8部(含合著)。代表性著作为《相对合理主义》、《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同名博士论文《刑事审问制度研究》2001年7月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创立了用于解析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与机理的“双重结构”理论，提出了司法改革与司法操作中的“相对合理主 义”，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极大反响。 龙教授和采访者的导师、《法学家茶座》特邀执行主编何家弘教授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他和采访者的导师相同，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年虽不 高，名誉极隆。《法学家茶座》早有采访龙教授之意，自2004年初即多次联系，但龙教授向来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且其工作繁忙，难有适合机遇。直至2005年1月，《茶座》再次表示“采访之意不在宣传，在于为此后者供给引导与借鉴”(自然，这也正是《茶座》创始立之初即干辟“专家访谈”栏目的初衷)，龙教授刚才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学术经历 以理性为原则，习惯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生活并且对学术思虑和探究兴趣较大。 不肯限制于所研究学科的工具性知识，而向来希望在知识与理解上不停超越并保持广阔视线。 廖明(以下简称问)：第一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 龙宗智(以下简称龙)：我的学术经历其实不丰富。1978年我作为军人基层干部参加高考到西政读法律本科，今后又先后回校读硕士、博士，此间在军事检 察院工作多年。1998年自觉从军检机关“下课”，到川大法学院当了教授，从事教课与研究。2002年4月到西政工作，专业教课和研究又成了副业。 我在学术生涯中最感遗憾的是，因为条件所限，未可以经过留学等渠道接受更为系统的学术训练，所以对广泛性学术思想掌握不足，加之自己缺少 博闻强记的能力，所以，所写文章出于自己感悟的许多，引经据典较少。而我又不肯限制于所研究学科的工具性知识，向来希望在知识与理解上不停超越并保持广阔况野。所以，夸张点说，学养上的欠缺可能成为我“一世的 痛”。 问：您当了28年的军人，做过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您1998年转业后先后在川大、西政担当法学教授，现任西政校长。我们想知道的是，哪一段经 历对您的成长影响最大?在您不一样时期的多个角色中，您最喜爱哪个角色? 龙：“文革”后上大学，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我自以为是一个爱思虑、重理性的人，上大学使我回到了一种比较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应当说这一转折和这段经历对我此后的成长影响最大。像我这样一个想法比许多的人，能在军队前后待了28年，这可能是需要一点“定力”，这有多方面的原由，但是我读书十年也是在当兵时期。就我个人体验，还是以为当专业教授的一段时间比较快乐。有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从事研究，也做一点法律实务。而作为“官员”就不一样样了，你固然显得比一般教授“有权”、“有地位”，但牺牲了好多东西。这里涉及一个生活价值观问题。假如你习惯以一种比较低调的方式生活并且对学术思虑和探究兴趣较大，那么你在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当一名教授可能比当官还要快乐些。 问：无论是从军人到检察官，还是从检察官到教授，抑或是从教授到校长，您都适应得特别快，都做得很成功。那么，您是如何迅速地变换角色，投入到新的工作中的呢? 龙：你过奖了。一个人不行能什么事情都干得好。就我自己而言，也是对某些角色的充任感觉好些，有的则感觉不怎么样。大体上说，我对需要思想和技术的差事简单干得好些，而对单纯的行政管理，如在军队基层带兵，我的感觉就要差些。但是，无论做什么工作，除了道德方面的要求外，我以为脑筋清醒是最重要的条件，这类清醒是掌握事物实质的一种能力。只要有这类能力，你就会审时度势，并由此而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较快地进入角色，适应工作。 问：依据苏力教授对近来几年来中国法学学术发展的研究，你是国内法学论文高产的学者之一——即即是在当校长远间。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担当什么 工作，您向来都坚持学术研究。是什么促使您这样钟情于学术呢?从您的简历可以看到，从事教课研究在多数时期其实不是您的“主业”，而人的精力是有限 的，您能否感觉过“主业”和“副业”之间的矛盾，又是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 关系的呢? 龙：清华大学有人编中国“78级”人物纪实，对我的访谈用了“理性人生”这一标题。我比较赏识这个题目，固然这样说有自我吹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