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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对上市商业银行风险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经历了不良资产剥离、股权上市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后，公司治理机制趋于完善，资产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但不可否认，公司治理结构仍旧存在问题，如主流经济学界认为的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持股比例较大、高管薪酬过高、代理关系复杂、信息不对称等，这些都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行为，增加银行业的潜在风险和资产损失的可能性，从而给整个金融秩序带来负面效应。因此，本文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结合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实际，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以2008—2017年的公司治理数据和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厘清其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机理，从而提出优化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降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公司治理的概念时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一般来说，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包括股权结构、内部制衡机制和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等。其中，股权结构主要考虑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内部制衡机制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结构和独立性，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主要指管理层报酬和持股。而外部治理机制则包括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等。以该分类为基础，本文主要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视角研究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激励三个方面进行，但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相同。 （一）股权结构与风险行为 对于股权结构与风险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两方面。股权集中度方面，主要是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Laeven和Levine（2009）发现银行的风险行为与股东的控制权大小有关，股东控制权增大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1］。国内学者孔德兰和董金（2008）也得出了相同结论，认为大股东的控制力与银行风险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而王相宁等（2017）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行为呈倒U型关系［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行为呈负相关。股权性质方面，王倩和李颖华（2012）发现政府性质与银行的风险行为呈正相关关系［4］。牛丽娟（2015）则认为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性质能降低银行的风险行为，原因是政府能够为银行提供相对更好的投资渠道［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政府性质会增加银行风险。 （二）董事会与银行风险 在董事会与银行风险的文献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方面进行研究。曹廷求和朱博文（2012）发现董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行为呈正相关关系［6］。但Huang和Wang（2015）发现董事会的规模过大会影响其内部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影响经营管理效率，减少风险承担行为［7］。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为负相关。从董事会独立性的角度看，周晓丽等（2010）认为有效的独立董事制度能使代理人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一致，降低投资风险［8］。Minton等（2014）发现，在危机之前，独立董事会增加银行的风险行为［9］。刘爱兰等（2017）的研究却发现独立董事并不会影响银行风险行为［10］。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为负相关。 （三）高管激励与银行风险。 高管激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降低银行风险行为比较有效的方式。李晓庆等（2016）认为高管薪酬与风险行为之间呈倒U形关系［11］。与之不同，章维慧等（2017）的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效应存在着促进作用，可以降低银行风险行为［12］。股权激励方面，Low（2009）认为股权激励会增加银行的风险行为［13］；位华（2012）也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行为正相关［1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与银行风险为正相关关系，以及假设6：股权激励与银行风险为正相关关系。 整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关于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多，成果也很丰富，但由于所选数据、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将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选取不良贷款率来度量银行的风险态度，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激励三个方面着手，建立适当的模型，探索公司治理对银行风险行为的影响，以期得到更为科学、可靠的结论。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A股市场共有30家上市商业银行。但是由于研究所需数据较多，部分银行数据缺失严重，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本文主要选取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平安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