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ocxVIP

公共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2010年，环保部发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规定火电等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发布年度环境报告；2013年12月，环保部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旨在落实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监督机制，从而督促企业改进环境行为、承担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另外，继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强化，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致使新闻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纸质媒体、平面媒体等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新兴媒体的高度关注，使得企业的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能够在更短时间内被更广泛的受众所接收，从而更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这对公司环境行为和环境信息披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共压力能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产生影响将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介入。公司治理作为企业主要内部特征之一，必定会在公共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机制中产生作用。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但未有文献将公司治理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公司治理对公共压力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性的调节效应。本文旨在依据公司治理理论，分别从高管激励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对其调节效应展开详细探讨。 一、引言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公共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 合法性理论认为公司通过信息披露以实现合法性，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与支持，环境信息的披露可以使企业免于改变组织结构仍能维持其合法性。公共压力来源于政府、媒体及社会公众的压力与关注，Cho et al.[1]认为公共压力不仅产生于利益相关方的不满情绪，而且产生于利益相关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关注，即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担忧和关注都会对企业产生公共压力。Walden[2]从压力论角度对公共压力进行分析，认为公共压力是由于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行为不满而产生的，如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会使企业处于一种重压状态，从而对企业产生影响。我国上交所强制要求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本文以社会公众舆论压力为切入点，研究公共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基于合法性理论和公共压力理论，提出假设1。 H1：公司面临的公共压力越大，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即当公司受到越高媒体关注时，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指数越大。 按照信息内容分类，信息包括货币性信息和非货币性信息两种类型。从会计学科角度来说，货币计量是会计基本假设之一，故会计信息一律采用货币性信息。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货币性信息的地位在不断提高，成为企业披露信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评价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时，根据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属性对公司环境信息进行分类，故本文将环境行为分为定性信息披露和定量信息披露，进一步提出假设1a和假设1b： H1a：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环境定性信息披露指数越大。 H1b：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环境定量信息披露指数越大。 会计信息质量具有八大特征，本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质量按照质量特征进行分解，结合我国会计准则和FASB对财务会计信息特征的分类，参照黄珺和周春娜[3]对环境信息内容的分类，分别从五个维度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故提出假设1c—假设1g。 H1c：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相关性程度越高。 H1d：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可靠性程度越高。 H1e：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可比性程度越高。 H1f：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充分性程度越高。 H1g：媒体关注度越高，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明晰性程度越高。 （二）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 1.高管激励 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根源在于两者所代表的利益不一致，企业所有者作为公司的股东，其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企业的长远发展；而经营者是企业所有者为了更好地管理公司，实现公司长足发展而聘用的职业经理人员，其目标是使自己在获取高额报酬的同时能较好地完成企业所有者在聘用合约中对自己的要求，更注重的是短期利益，而非以企业的长期利益为目标。由于两者目标不一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冲突随之产生，为更好地解决这种矛盾，于东智[4]认为高管激励便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之一。高管持股意味着管理层不仅与公司是合同聘用关系，而且是公司所有者之一，此时，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产生重合，即更加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在信息披露时，相对来说会更加全面且准确地进行描述，不会为了规避自身的管理责任而进行操纵。Warfield et al.[5]和黄学利[6]通过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的增高，会使公司信息质量得到提高，其更倾向于自愿披露高质量的信息。高管激励作为公司内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