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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业的诚信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引言 互联网被称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全球的互联网用户已达30 亿户。互联网对GDP 的贡献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不会有人再怀疑。 互联网综合反映了新营销、泛娱乐、新零售、本地风格服务、在线旅行、在线教育、新金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新潮流。目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布局已经基本形成，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巨头的生态系统已经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其业务领域几乎渗透到大多数其他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涉及互联网的各类产品已经与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息息相关，如果互联网行业的失信行为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不仅会给社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制约互联网行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目前风投组织、个人投资者和企业家正蜂拥而至，期望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这表明互联网行业存在不稳定的情况。当每个行业都希望使用互联网获得更高的市值并获得更多的资金时，这意味着已经隐含的信任危机开始产生。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具有塑造商业世界的巨大力量，但我们仍然不能低估这个行业发展中的问题，其中诚信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事实上，避免诚信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是未来互联网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的学者Bell 和Carcello（2000）选取77 个欺诈活动和305 个非欺诈活动的样本，开发和测试了一个逻辑回归模型，该模型根据存在或不存在几个欺诈风险因素的情况来估计审计客户欺诈财务报告的可能性, 重大风险因素是：内部控制环境薄弱，公司快速增长，相对盈利能力不足或不一致［1］。Dunn Paul（2004）考察了最高管理团队二重性与发布虚假财务信息的决定之间的关系，选取103 家在1992 年至1996 年期间因发布欺诈性财务报表而被定罪的公司的样本，分析表明由欺诈行为导致的公司价值下降与内部人控制紧密相关［2］。Lunawat（2013）通过实验检验了披露在投资和信托中的信誉建立作用，提供了实验证据来支持有限重复投资/信托博弈中的顺序均衡行为，其中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自愿披露的可能性。结果是，信息披露制度不透明则公司投资价值低，相反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则公司的投资价值高［3］。Thomas M. Krueger 和Mark A. Wrolstad（2016）认为声誉是公司的重要特征，它超越了公司当前的生产和财务报表，为未来的业绩奠定了基础。他们在理论层面设计了六个驱动因素评估企业声誉，发现信誉最好的公司，无论以系统性风险还是整体风险衡量，其风险往往较低，因此产生的风险调整后回报率要高得多［4］。Martin J. Conyon 和Lerong He（2016）认为公司诚信度与高管薪酬有关。他们选取2005 年至2010 年间公开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倾向评分方法，研究了中国首席执行官薪酬与公司欺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报酬与公司欺诈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在较为严重欺诈的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较低［5］。 Smit A. M 和Bierman E. J（2017）评估有关汽车制造企业的诚信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重点关注公开财务报表的信息透明度问题，认为公司价值的模型中道德、诚信和反腐败信息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尤为显著［6］。Silvija Vig和Ksenija?（2017）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分析了克罗地亚的公司诚信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诚信占公司市值和S＆P500 公司总市值的25%以上，因此建议企业诚信维度可以作为财务业绩的重要预测指标，公司的高管应该把诚信风险视为公司业务战略的关键问题［7］。Xiaoyu Liu，Harrie Vredenburg，Urs Daellenbach（2019）利用关系和网络的观点来阐明企业的公司信誉及其公司绩效和价值的影响，使用OLS 三步回归模型来测试基于265家美国合资企业的情况，结果是大公司的信誉度比较小公司诚信度高而获得更高的公司价值，小公司之间联盟伙伴的社会关系和异质资源的绩效收益受到其公司声誉的负面影响［8］。 国内学者张维迎、柯荣住（2002）应用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通过各省（区、市）的企业诚信调查数据，研究了诚信度与区域文化的关系，认为教育、交易、市场等要素与诚信有关［9］。潘东旭、周德群（2006）的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拓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他们出版的《现代企业诚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信息技术行业的62家上市公司的诚信量化分值，运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诚信的影响因素和关联强度，建立了对应的诚信评价指标体系，对以后相关选题的深化研究影响很大［10］。戴婷（2008）使用贝叶斯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诚信度概率的估计模型，采用“两个结合”拓宽了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