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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转型并购绩效实证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交易 一、引言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的推广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打破了实体经济的固有优势。谋求转型升级，挖掘自身潜力，适应新形势，培育新优势，实现自我变革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传统企业的当务之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顺应世界“互联网+”发展趋势，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指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互联网+”背景下，一系列针对创新与融合的政策红利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战略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各行各业纷纷将互联网作为新型通用技术或营销手段运用到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使传统企业接轨线上互联网领域。而自建互联网平台需要大量资金，且由于互联网用户存在黏性特征，自建互联网往往难以实现用户引流和市场推广，通过自建方式实现转型困难重重，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从自我革新型转向外部借力型，选择直接并购拥有互联网资源的企业。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2015年传统企业发起的互联网转型并购有44起，2016年增长到65起，2017年增长到86起，2018年该数字预计仍然会增加。 很多企业借助并购成功实现转型升级，苏宁易购收购红孩子等多家网店，从传统电器零售企业转型为互联网零售企业。万达集团并购快钱等多家线上企业，从传统地产行业转型为以商业、文化、网络、金融为主要支柱的轻资产企业。但事实上，由于企业经营的线上成本逐渐逼近线下成本和后期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原因，部分企业难以维持客户群甚至迅速被后来的竞争企业所替代，并购转型后的绩效并不乐观。因此对互联网转型并购绩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在对传统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修正后，加入了针对互联网转型并购的绩效评价指标，对2010—2015年成功进行互联网转型并购的82家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希望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并购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 对于传统企业向互联网转型升级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针对的是以自我革新方式实现的互联网转型升级。一些学者指出，这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田笑丰[1]认为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形成竞争优势，并以能够吸引用户的创新点来确保这种优势，已成为传统企业顺应时代的关键；伍景芳等[2]认为互联网营销模式是线上商家群体、线下商家群体与服务商家群体之间实现利益最大化后达到纳什均衡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些学者对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Hartman et al.[3]认为若企业自身基础管理较差、业务流程混乱，那么此时开展电子商务业务会对公司产生消极影响；林荷等[4]认为传统企业物流业务的薄弱会对其电子商务的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企业自建物流则成本过高，而依托线下实体店又难以保证服务质量。除此之外，转型成本高也经常被学者们诟病，张旭兰等[5]认为成本与收益是企业开展线上业务时应首要权衡的，一方面企业自建平台对资金的大量需求易导致沉没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已有的品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分销则易被控制渠道和压缩利润。还有学者对转型升级的路径和模式进行归类。黄鸣鹏等[6]认为企业可通过产业聚集与国际化两种路径实现转型，其中行业内与跨行业的知识外溢是影响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张韫[7]将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模式分为三类，一种是自建线上商城，一种是与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合作，还有一种是建设微信商城系统。 探讨并购后的企业绩效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Rau et al.[8]通过分析并购前后企业股东收益的变化发现，并购对目标企业股东收益的积极作用显著，对并购企业股东效益的作用难以确定。庞琦等[9]对2011年我国发生的251起非关联并购交易与190起关联并购交易的绩效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从长期来看非关联并购绩效高于关联并购绩效。王一棣等[10]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并提出当并购方是国有企业时，关联并购绩效将更低。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转型并购的兴起，我国学者对“互联网+”时代下新型并购的绩效也开始加以关注。龚震华[11]以传统鞋服制造企业奥康国际并购跨境电商兰亭集势为例，对并购后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与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分析，认为互联网转型并购为股东创造了价值。李霞[12]对国美并购库巴购物网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并购后国美的收入显著增加，但偿债能力与营运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以往文献对企业以自我革新方式实现互联网转型升级的研究较多，且主要集中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与转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上，但学者们对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互联网转型升级的研究尚停留在案例层面，且多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