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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辩论 材料 儒 过分地执著于现实，不向超越 “ 彼岸 ” 致思， 到了一定时期思想就难免发生僵化、异化、庸俗 化。譬如孔子的 “ 克己复礼为仁 ” 说，孟子的 “ 养心莫善于寡欲 ” ，本是基于承认必需 “ 人 皆有之 ” 的前提，从维护家庭、宗族、国家这 些共同体出发，强调理性，用仁义理智信等道德 规范来限制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人之非理性欲望， 使欲望适度。但后世太注重如何现实地制民了， 到了宋明理学，就被 “ 发展 ” 成 “ 存天理， 灭人欲 ” 的禁欲主义的经典理论依据。 (3) 这种对现实的执著同样体现在求知态度上。 虽然先秦儒家思想具有极丰富的知识内涵，虽然 “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 的学思并进 被特别强调，但它的 “ 智性 ” 并不表现在纯理 思辨的欣趣，而是以 “ 正德，利用，厚生” 为 原则，集中于解决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几千 年来，国人在知识追求上也表现得相当功利，进 而发展成一种直觉能力的繁荣和逻辑推理能力 的凋零相伴的景象。所以国人可以凭直觉创造出 四大发明，却不明了其科学道理；国人会囚禁萤 火虫、映着雪光以苦读经世治国的典籍，却不会 出现闲闲地对果熟蒂落作些冥想的牛顿之辈，去 分心神思考光源与折射。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法 律思想上犹为突出。孔子在其仁学体系中提到 “ 过而改之，善莫大焉 ” ，其方法是学尧舜， 这便是很直觉的思维方式。乍看相当完美，但不 可能人人都是尧舜，所以这方法其实不是方法。 千年来的贤臣士人们不住地构设着 “ 德主刑 辅 ” 、“ 以刑止刑 ” 、“ 恤刑慎杀 ” 、“ 张 法纪 ” 等诸如此类的治世理论。乍看相当完美， 但最高权力的垄断者未必乐于采纳，特别是象范 仲淹的 “ 反独断 ” 这种限制君主为所欲为的 理论。而一时的接纳也未必能免掉 “ 人亡政 息 ” 的结局。然则，无论顺逆，无人对整个政 体架构作一个逻辑分析，而只会在一轮又一轮的 治乱交替循环中作或弱或强的挣扎。总的看来， 先秦儒家思想的对超越的抗拒遗传了下来，并经 过微调的变异，后来的儒家对现实的思考也止于 如何治的层次，无法超越。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 异常漫长，民主思想晚产的原因之一。 3 ．厚群体薄个体 先秦儒家对人的关注是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关注， 是为 “ 有教无类 ” 。其基本立足点在于家庭、 宗族、国家的共同利益的维系，坚持的是一牺牲 个体差异性和个性来维护共性和普遍性，并且赞 扬 “ 杀身以成仁 ” 的志士仁人、 “ 见危致 命 ” 的带有武士道精神的君子。这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内确有推动社会发展的效用。这种价值取 向作为先秦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一部分，为后世 儒家所继承，并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流 地位，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使得中国 人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而缺乏独立的个体性和 主体意识。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拉长、发展缓慢 的思想文化条件。对于近代民主自由以及人权观 念的启蒙，也是一个极为深固的阻力。甚至在新 中国的立法中，这种对道德的过度要求也难以避 免的出现。民法中关于无因管理不得要求报酬等 的规定，便是这种伦理鼓励思想的体现。 法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 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 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 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 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 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 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 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 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 不足。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 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 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 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 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 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 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 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 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 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儒家思想优点： 儒家思想提倡礼、义、人治，强调了一个社会秩 序的价值基础问题。 儒家思想缺点： 重政治、轻经济，过分强调义利之分，片面要求 人们舍利取义，克制私欲，清心寡欲，省吃俭用， 安贫乐道，逆来顺受，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墨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 之术。可见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