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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思与《西厢记》研究 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几名不知名的学生回到学校，拜访受尊敬的中国教师。老先生很高兴, 就留大家在家里吃饭。酒席上, 有位学生举杯祝愿老师身体健康, 多留下几部专著。没想到老先生竟然摇了摇头, 说道:“我能写几部?人生有限, 事业无穷, 根本的出路是把有限的人生变为无限的人生!” 看到大家有些疑惑不解, 老先生遂转身到书房里拿出几页写满文字的稿纸, 风趣地告诉大家:“我有长寿之秘诀, 不死的灵方, 它就在这里。”大家连忙去看, 原来是一份研究生的培养教学方案。大家顿时明白了, 这才是真正的长寿秘诀和不死灵方 据说老先生晚年有两个心愿:一是编完《全元戏曲》, 一是带完一届博士生。后来这两个心愿都完满地得以实现 这位老先生就是王季思。 一 特性与影响:中学期的王季思 著名学者宁宗一曾写过一篇名为《从学院派批评到新学院派批评——谈王季思先生的学术追求与学术风范》的文章, 对王季思的学术追求、治学特色进行了较为精彩的总结和概括。他认为王季思是学院派批评的“一位代表人物”, 并且“已在为‘新学院派批评’的建构, 作出了重要贡献” 结合王季思的人生道路和治学历程来看, 用学院派一词来概括王季思的学术追求和治学特色还是比较恰切的, 因为在他91年的人生历程中, 不管是早年的求学还是日后的在中学、大学任教, 主要是在各类学校中度过的, 其学术著述也大多是在任教期间完成的, 与个人的教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系统性的专门著作, 有的是为讲课需要编的讲义, 有的是在课余日积月累的成果” 根据王季思在不同时期求学、任教、治学的情况和特点, 可以1948年夏到中山大学执教为界, 将其治学历程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此前为第一阶段, 它是王季思在学术上的准备和成长阶段。 王季思出生在温州, 这里是南戏的发源地, 戏曲演出频繁。小时候耳濡目染产生的浓厚兴趣对他日后的戏曲研究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曾这样回忆自己早年的观剧生活:“大约当我十三四岁以前, 不时可以看到温州戏曲的演出, 从昆腔、高腔以至湖调、乱弹、梆子腔, 各种班子都有。……考进中学以后, 寄宿在校里, 管理比较严。可是听到有昆腔或京剧演出, 仍时常和几个不大用功的同学, 偷偷地到校外去看戏。” 乡土文化的熏陶之外, 中学时期的一次机缘对王季思日后的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影响。最初王季思是在浙江十中求学的, 由于他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 具有反日意识, 与学监巡堂发生冲突, 被学校辞退。后转校到瑞安县立中学读书。在瑞安读书期间, 因有一点亲戚关系, 王季思寄住在著名学者孙诒让家里, 并得以阅读孙氏玉海楼丰富的藏书。这段机缘让年轻的王季思大开眼界, 初识治学门径。他日后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 曾很感慨地说道:“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偶然的一点机缘就能决定或者改变一个人生活的道路, 关键在你能不能正确地把握住它。孙先生家里的大量藏书和一些手稿、手校本, 以及他在学术上的通信 (如孙先生和俞樾的通信) , 在我这个无知的少年面前, 象突然打开的知识宝库。生活竟是这样安排了我, 倘若十中没有开除我, 我就不会来到瑞安, 而要是我不接触这些藏书, 那么我也就学不到一些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 即一般所说的‘校勘考证’之学。后来我校勘《西厢记》、《录鬼簿》的不同版本, 考证元人杂剧的特殊用语, 最早就是受孙氏的启发的。” 王季思真正走上学术之路是在1925年。这一年他进入东南大学中文系求学, 在这里受到了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 为日后的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求学期间, 王季思得到著名曲学大师吴梅的亲传, 这对他治学对象的选择和治学特色的形成影响甚大:“我后来对元人杂剧、明清传奇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跟吴先生对我的教导分不开。” 吴梅对王季思颇为欣赏, 一次在其作业后批道:“自万里、宇霆、维钊去后, 复得斯才, 我心喜甚。” 几年东南大学的求学生活给王季思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不过日后在回顾这段人生经历时, 严于律己的他也感到了一丝遗憾:“吴先生为了让我们懂点戏曲的音律, 曾教我们唱昆曲。吴先生吹笛, 我们按谱跟着唱。可是我一唱不行, 就不愿再唱了。我后来搞戏曲, 对宫调、音律不甚了了。至今想起, 还深以为憾。” 这里面当然有谦虚的成分在, 因为王季思的艺术实践还是颇为丰富的, 他不仅爱听戏, 而且还排过戏, 写过剧本。此外, 还擅长旧体诗词的写作。这些对其日后的戏曲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他本人也认可这一点:“虽然这些作品十分幼稚, 剧社不久也星散, 但对我后来的戏剧研究工作仍不无影响。直到今天, 我还不愿脱离当前的舞台演出来研究古代戏曲作品。” 大学毕业后, 王季思辗转各地, 先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的几所中学执教, 后又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之江文理学院等大学任教, 其间又历经战乱,